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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百万富翁”是如何产生的——国有中小企业改制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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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8月07日 14: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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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报道：在日益深化的国有中小企业产权改革过程中，“经营者持大股”正被认为是一种有效的改制方式受到各地政府和企业广泛推崇。通过多种多样的购股方式，一批国有企业经营者在“一夜之间”拥有了数十万、上百万、甚至千万元股份，形成一个特殊的“新百万富翁”社会群体。
“经营者持大股”制造“新百万富翁”
——秦皇岛柳江煤矿中的长城矿以1040万元出售后，原矿长邢文利占股45％，达460多万元；
——杭州市轻工工艺纺织品进出口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裁张为民，经过企业两次改制，个人拥有1200万元企业资产中的150万元；
——绍兴咸亨食品有限公司余龙生买下企业240万资产中有53％股份，折算为127万元；
——湖北仙桃天轮机械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王俊通过二次改制，拥有企业380万股本金中的102万股份；
……
类似例子举不胜数。最近记者到河北、浙江、广东、湖北、江苏等地采访发现，国有中小企业产权改革中“经营者持大股”方式呈燎原之势，席卷大江南北。一些将要或正在进行产权改革企业的经营者到江浙、广东地区考察后认为，“经营者持大股”符合经济发展趋势，是有效的股权设置方式，其先进性不容怀疑，值得效仿；另一些前几年已经完成产权改革，但股份比较平均的企业经营者认为，“职工人人持股”等于“人人不持股”，是新的“大锅饭”，不利于企业管理，无益于企业发展，从而着手进行“二次”、“三次”改制，以实现“经营者持大股”目标。正是这种一浪高过一浪的“经营者持大股”风潮，使得众多中小国企通过股份切割、股份调整或者股份集中，制造出了一个又一个“新百万富翁”。
地方政策是产生“新百万富翁”的“催化剂”
解读国有中小企业改制中一个个“新百万富翁”诞生过程，记者发现，许多地方政府发挥了关键的“助推”作用，可以这么说，地方政策是国企改制造就“新百万富翁”的“催化剂”。比如，嘉兴市政府2000年1号文件明确规定：“鼓励企业股权向经营者和经营班子聚集，其持股份额应占总股本的50％以上”，之后又提出“企业经营者和骨干最大限度地控股或入大股”。绍兴市政府的改革力度也逐步推进，从“经营团队入股，经营者持大股，人人有股”进一步转化为“经营者持大股，经营层持股，职工可认持股，不提倡人人持股”。上虞市则提出“法人为梁、经营骨干为柱”的“框架式”的二次改制方案，使企业的产权迅速向经营者集聚，一大批“新百万富翁”骤然浮出水面。
在这一趋势影响下，已经完成改制的中小企业掀起了新一轮产权改革浪潮，采取各种措施调整股权比例，以达到“经营者持大股”的目标。比如，我省栾城县政府对改制经营情况较好的企业，进行以“四扩一调”为主要内容的第二次股权改制，即“内部职工增资扩股，转让银行贷款扩股，量化新增资产扩股，吸收社会法人参股扩股，调整股金比例”，以实现经营者持大股。并且明文规定，经营者群体的股份要占到总股份的50％以上，主要经营者的股份要占经营群体股份的50％以上。武安市政府也提出，“一次性买断产权比继续控股好，股权多元化比单极好，股权相对集中比分散好”的结论，从而采取“让、送、减、剥、切、抵、变、引”八种方式，激活资本。
各显神通破解筹资难题
对绝大多数长期在国有企业任职的经营者来说，将“可以购买”的股份量化到个人名下，迎头遭遇的第一道难题便是巨额购股资金如何筹措。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经营者解决购股资金从何处来这个难题时，主要采取了以下几种方法：
——经营者本人通过向亲朋好友借，或以个人资产作抵押向银行贷款等方式，以现金购股，个人承担全部风险。如绍兴咸亨食品有限公司董事长余龙生、湖北仙桃天轮机械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王俊等，采用的都是这种方式；
——政府从财政收入中拿出一部分钱借给经营者，或政府奖励给经营者一部分技术和管理要素股。如湖北省一些地方，对以往经营业绩特别好，所持股份又比较大的经营者，通过政府从财政中借钱给经营者的办法，解决部分经营者购股资金来源问题。绍兴市则通过对贡献较大的企业经营者激励技术或管理要素股，按照一定的比例进行配股，形成激励与约束并重的机制，有效解决经营者持大股后面临的“钱从哪里来”的难题；
——虚拟入股。主要有以下几种操作方式：由企业作担保，向银行贷款购股；以股权做抵押，向银行贷款购股；干脆向企业借款购股。以上三种虚拟入股的方式，持大股的经营者都未出钱或只出了一小部分钱；
——经营者和职工购股时自己出一部分钱，然后动用职工工资节余基金配股。这些基金实际上是职工工资历年分配的延续，是合理的，但一些经营者却钻了这个“空子”。职工购股操作方案规定按1∶1配股，但由于经营者持的是大股，通过配股便把原来不属于自己的那一部分吃进。浙江省曾经发现一家企业的总经理，尽管到这家国企才一年，却在资产量化中持有大股，并采用配股的方式，占有职工工资节余基金数额达到普通职工的84倍，引起职工强烈不满，后来在有关部门及时干预下，方案才停止执行。
采访中接触到许许多多“新百万富翁”，其中不少人能够向记者敞开心扉，吐露心声，使记者得以了解这一社会新生群体的复杂心态：
“改制的确使我们赚了便宜”
“说实话，改制也使我们赚到便宜，使我们资本原始积累过程大大缩短了！”湖北仙桃天轮机械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王俊的话道出了许多持大股经营者没有说或者不愿意说的心里话。
记者采访中，无数次听到人们，包括持大股经营者本人用“一步到位”“一夜暴富”字眼来形容这批“新百万富翁”获得的丰厚实惠。但是王俊对此作了进一步表述：“过去我们在这个企业也作出过贡献，却没有得到相应回报，那时贡献和收入很不对称。因此，我们在改制中占大股，得益于党给我们提供了施展管理才能的舞台，而且我们赚的心不亏，因为我们给国家和社会创造了更多财富！”王俊用数字佐证自己的观点：2001年，天轮机械有限公司改制一年，上缴的税收比上一年增长121％，职工收入比上年增长了21％，更比改制前的1997年增长129％。
在与记者交谈中，多数“新百万富翁”认可王俊的说法，他们认为，花100万买下的企业，与投资100万新建企业是完全不同的，因为前者本身就是有效资产，具备“立即启动”的条件，拥有熟练工人、厂房、销售网络、品牌形象等新企业所不具备的生产要素。他们认为，即使是零资产的企业，也有潜力可挖！
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新百分富翁”私下里曾这样对记者说，国有企业改制，对经营者来说，是“最后一次免费大餐”，“只有卖错的，没有买错的”。相当一部分原国有企业经营者以较少的投入获得了大回报，甚至有人用打“擦边球”的方式，迅速聚敛财富，成为最大“赢家”。一些人因此迅速行动，要趁着没有规范，争相抢喝“头口水”！
“现在是为自己干！”
浙江一家外贸公司老总，通过企业两次改制，名下拥有了100多万元的股份，这位曾在国有外贸企业当了13年经理的“新百万富翁”用“前些年太傻！”这句话来表达自己的感受，他说，“我将国有企业当成自己的企业管理，奖金不乱发，收入不乱花，现在看，太傻了，应该潇洒一点，反正亏了也不是自己的。”
这位“新百万富翁”痛陈国有企业种种弊病。他说：“公司1988年成立时国家只投资了15万元，而这些年上缴税收多达几百倍，公司的一千多万资产都是企业职工自身发展积累的，可是经营者个人收入没法体现，业务骨干一茬一茬地走。
他说：“记得有一年公司创利润4000多万元，市经贸委奖给我个人5万元，扣了税也就是4万多元，人们还议论纷纷，我也不敢往家拿。国企领导干下去是会心态失衡的，失衡后，会很危险。在国有企业干得多好都没用。我母亲是一位在国有企业做出巨大贡献的企业领导，但是前不久得了病，住进医院，企业只出了1000元，花了许多医药费，在企业里就是报不了。这让人很心寒！”“我在家里对夫人也说，前些年不知道是为谁干，自己那样克己奉公，呕心沥血了，现在最好的一点是知道为自己干，所以，我是再也不回去当国企领导了。”这位“新百万富翁”的想法并不少见，河北另一名在改制中获得近500万股份的经营者也坦言，与过去“一刀两断”，“为自己好好干！”
“同是企业老总，感觉完全不一样”
“虽然都是企业的老总，企业还是这个企业，职工大多还是这些职工，但体制变了，身份变了，感觉完全不一样。”杭州市粮油食品土畜产进出口公司总经理顾光星说：“在国企时，考虑短期目标多，要完成上级下达的每一个指标。拿不出成绩，自己就没前途了。现在从企业长远目标和整体规划上考虑问题。”
顾光星对记者算了一笔细账：“改制一年来，我们从企业的实际情况和长远发展目标出发，将服装、鞋子、文具、五金作为公司重点经营的产品，并办了一个鞋厂和一个服装厂，企业由此走上了蒸蒸日上的发展壮大之路，1998年改制前出口额只有3000万元左右，2001年，突破一亿大关，利润将近一千万元。”
几乎所有被采访过的经营者都异口同声地用“不同”两个字来形容改制前后的变化与感受。杭州市轻工工艺纺织品进出口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裁张为民说：“原来是为上级领导干，因为是他们给我‘乌纱帽’。可那时心态也不稳定，不知道什么时候一张16开纸就把我调走了，自己没有长期干下去的打算。”余龙生的话进一步印证了张为民的说法，“在国有企业，经营者对政府要有交待，这是主要的动力，必须把每年的指标搞好，利税、项目、投入，这个指标，那个指标，名目繁多，没办法就得做表面文章。”王俊直截了当地说：“即使企业做不好，烂摊子往上一交，自己换个地方照样当领导。”
“现在完全不同了，要自己找市场，自己负盈亏，我操心的是职工工资发不出，企业效益不太好，关心的是企业的发展。”“现在压力主要来自于职工和市场。”在采访中，记者听到经营者在描述改制前后差异时，虽然表达方式不尽相同，但对以往的描述总也离不开“政府”、“政绩”“短期目标”等字眼，但现在，“长远”、“市场”、“职工”等成了使用最频繁的字眼。
身份的转变引起“新百万富翁”心态的变化。王俊告诉记者，“改制后的一个月，两个车间的职工就集体罢工了。他们认为，你是资本家，我是打工者，矛盾很容易激化。虽然事态很快平息下去了，但也教育了我：企业要尊重职工，职工才会支持企业。”
“财富的积聚就是责任的集聚”
“财富的积聚就是责任的集聚。”华立集团董事长汪力成开门见山地说。二次改制后，汪力成的名下拥有了数百万的巨额资产，但是，他坦言，承担的社会责任也随之更大。
“每天看到员工们潮水般地涌了进来，一股责任心油然而生。不把企业办好，怎么对得起职工？看着公司的股票涨涨落落，满脑子就是如何回报股民。”
“这些年来，是政府给我一个又一个舞台，锻炼出来的。我没有特别的嗜好，个人用的钱早就够了，也不准备给儿子留什么钱，要他自己去闯。富不过三代嘛。所以，名下的财富虽然多了，但我却要更拼命干，说面子也好，说成就感也好，说追求自身的价值体现也好，毕竟，人是需要一种精神动力的。作为一个企业家，创造价值，回报社会，这是一种责任，也是一种荣誉。但是，产权一定要清晰，这样权责才能分明。”华立集团董事长汪力成的话，代表了相当一批“新百万富翁”的想法。
曾使3家国有企业起死回生的浙江绍兴咸亨食品有限公司余龙生，是当地赫赫有名的扭亏能手，在改制过程中，余龙生众望所归，成为绍兴咸亨食品有限公司大股东，他不仅没有与一个职工解除合同，还为所有的职工都交了养老金、医疗费、住房公积金，职工除了不薄的收入，每人一年还能分红近3000元。现在不但企业职工的医药费可以报销，家属的医药费也可以按一定比例报销，对退休职工一视同仁。
余龙生说：“大家信任我，我就应该对他们负责。企业里的资产，名义上是自己的，实际上是社会的。所以我搞企业要对得起社会，对得起职工，要依法缴税，提高职工们的收入，使企业持续发展。”
由于“新百万富翁”群体诞生于国有经济进行战略调整的特定环境中，是国有中小企业深化产权改革的直接产物，其产生、演变过程与社会各阶层，尤其是与广大职工利益密切相关，因此在当前，“新百万富翁”现象成为社会各界关注和议论的焦点。
“对这种现象，心里真的感觉很矛盾……”
一些政府官员认为，经营者持大股是国有中小企业改制，国有资本从一般性竞争领域退出的一种有效方式，可以较好地调动经营者的积极性，只要在改制过程中做到公开、公平、公正就无可厚非。但是，也有不少官员流露出了复杂心态。广州市经委企改处处长张继生坦言：“对这种现象，心里真的感觉很矛盾，这种改制办法实际上对经营者个人是一次机会。一个新企业运营起来很难，即使有了厂房设备，熟练工人和技术人员不容易集中起来。换句话说，经营者买下一家评估资产为一百万元的企业，与自己投资一百万搞企业绝不一样，就是零资产企业，实际上也有很大的潜力；另外，我不赞成所有企业都推行这种改制办法，改制的关键是落实责、权、利的统一！”浙江省经贸委企业处副处长黄京秀则认为：“这个问题非常复杂，从公平原则讲，经营者持大股没有道理，应该人人平均，你怎么就该占那么多？但有的经营者是真有能力，持大股是可以的。不公平就不公平吧，对企业有利，对职工也有好处，也就算了！”
由于“新百万富翁”中为数不少的人，是通过“特殊办法”获得股份。比如，向政府或企业借款购股，将管理要素折算或奖励股份，以企业资产或股份作抵押向银行贷款购买股份等等。这些购买方式受到人们普遍的质疑。中铁山桥集团有限公司企文部部长官靖一针见血地说，“用买的股做抵押，交给国资局，等分了红再还贷款。这违反了投资原则，偷换了‘出资人’概念。投资企业就像‘母鸡下蛋’，没钱买鸡，先借个鸡来，生了蛋，孵了鸡再还给你，鸡就成了自己的了。这违反了投资规律的。”但他同时又无奈地感叹：“也没有办法，因为国有企业这个‘鸡’已经不能下‘蛋’了！”
石家庄制药集团有限公司人事总监丛培东的关注点是：“这些人购买企业的价格是否合适。有些国有企业评估资产时问题很多，往往只将不能拿不能偷的那部分评估为国有资产。我很怀疑这种企业的持久性，许多持大股的人不能把国有企业搞好，将企业变成自己的就能搞好了？职工也不服气！”
“持大股可以使经营者增强责任心”
不少国企经营者对经营者持大股的改制方法表示认同。唐山医药站总经理闫士玉认为：“经营者持大股符合发展趋势。因为产权不变，机制就变不了，人们的观念就变不了！”广州副食品企业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陈子浩说：“我赞成个别持大股或者个别法人单位持大股。这样管理上比较集中，责任也比较集中。人人持股，人人都是股东，‘嘴巴’厉害，没法管理！”
有些人认为，经营者持大股还不如一步到位，将企业卖给个人。中国耀华玻璃集团公司宣传部副部长李谱说，“如果能把企业搞活，与其让经营者持大股，还不如把企业卖给他，死也是死，死了对社会损失更大。上海玻璃行业有一家国有企业严重亏损，班子几个成员投资成立了一个新公司。新公司找业务，给老企业生产，通过这种方式养老企业的职工，老企业欠新企业的账越来越多，最后就把老企业‘顶’下来了！”
浙江中大集团董事长李润云阐述了国有大中型企业子公司中经营者持大股带来的问题：“在国有大中型企业内部，这是好办法，一是经营者没有承受能力，经营好了可以，差了没有办法；二是经营者既是股东又是经营者，问题很多；三是干部交流增加了难度，持的股不好退；四是经营者持大股后遇到利益问题后，就会从大股考虑和出发，损害小股东利益！”
浙江东方通信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俞芳红提出：“要看持大股的目标是什么？是为了个别人赚钱？还是为了搞好企业？”她认为，对“新百万富翁”一定要风险与利益共担，责任与权利并重，“决不能为改制而改制，为持大股而持大股”。
“这是合法的占有和掠夺！”
对“新百万富翁”群体猛烈抨击的声音同样十分强烈。浙江体改办产业体制处江嘉陵认为：“这没有法律依据，也没有理论依据。股是国家的，凭什么就让某个人持大股？你有能力，将企业经营好了，可以通过期权、期股的办法，从增量中切一块给你，不能动存量。再说，什么人能持股，应该让他持多少？没有定量，很不科学。许多人认为这是‘政策傍大款’的好机会。改制成了少数人资本积累的机会，不公平！”浙江三狮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总经理姚季鑫也认为：“经营者持大股不符合中国国情和文化传统，一些人借改制的机会，一夜之间由为人民服务的‘公仆’，变成了‘老板’，这不好，搞好企业不是一个人的事，而是全体职工的事，要靠职工发展！”
记者在采访中也明显地感觉到，骤然拉开的贫富差距使许多职工心态严重失衡。他们认为，企业的资产是职工多年来积累起来的，让经营者一下子切去一大块，一夜之间变成了大老板，这是合法的占有和掠夺。更有一些职工言词激烈：“我们在国有企业中辛辛苦苦干了一辈子，最后下岗回了家，你一夜之间成为百万富翁，公理何在？”
社会其他阶层的人们对“新百万富翁”现象也提出异议。不少私营业主不平地说：“我们的原始资本积累充满了心血和汗水，但这批国企经营者却利用国家和职工铺好的舞台，在一夜之间便完成了！”一些在国企改制中成为“新百万富翁”的人自己也承认，这种办法使自己赚了一笔：“省去或者是缩短了资本原始积累阶段。”
“新百万富翁”群体的诞生深深触动了那些尚未改制的国有企业经营者，有些人表示：“反正国有企业是要退出的，迟退不如早退！”另有一些国有企业经营者则说：“我辛辛苦苦把企业搞得很好，收入寥寥无几；而一些人把企业办垮了，反而一转制成了‘百万富翁’，这叫什么理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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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编:杨洁 来源: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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