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时报消息：当前的农村金融饥渴是件值得焦虑的事，更严重的是至今对其的发展思路还在争议之中，政策也尚未明确。正如温州苍南县总工会主席黄正瑞所说，我们还在讨论着一个20年前的话题。
农村金融已处在危机中
最近记者在天津大邱庄了解到，这个以钢铁加工发展起来的“首富村”目前整体负债率为86％，大部分企业缺乏流动资金，在今年以来钢铁市场形势好转的情况下，许多工厂仍因无法融资处在停产的状态。“没有地方可以贷款，现在工厂都靠个人或外来投资，谁筹到资金谁就当厂长。”大邱庄电视台台长常维华介绍说。大邱庄的遭遇部分地反映了目前农村金融的困境。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部陈剑波研究员接受记者采访时说，近年来贷款向城市集中，导致出现资金由农村向城市流动的趋势，这种配置不利县及县以下中小企业的发展，而农村不通过中小企业转移农业劳动力，要实现现代化是很难的。事实上特殊的大邱庄本身的处境算是非常好的，现有36亿总资产，还有不少能运转自如的企业。对于绝大多没有任何工业基础的农村，不仅发展中小企业得不到金融支持，连用于农户生产生活的小额贷款也难以得到。
在8月15日由中国社科院举办的农村金融发展研讨会上，与会的福特基金会驻中国首席代表华安德提出，中国的农村金融问题讨论已久，到目前是不是处在了危机当中？这一问题得到了与会专家的热烈回应，观点大多认为确实已出现了危机，有人进一步指出，一方面是现有是农村金融机构的高比例不良贷款及经营亏损存在危机；另一方面当前农村的金融缺乏、金融压抑同样值得重视。
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副所长杜小山在发言中指出，现在农村金融服务整体上不能满足“三农”的要求。一方面农村资金大量外流，其中邮政储蓄是主要渠道，2001年该系统存款余额为5911亿元，其中3781亿元是从县及县以下吸收的，因其不发放贷款，这部分资金直接流出了农村，另外国有商业银行吸储流出的资金估计在2000－3000亿元。另一方面，现在能对农村提供贷款的实际上只有农村信用社，缺口非常明显。据有关调查，山东农业至少有四成左右的信贷资金缺口，浙江农业贷款缺口约为125亿元，对宁波万户农户问卷调查发现有59％的农户缺资金，河南滑县有205个村成了“零贷款村”，河南南乐县农民李鹏良从信用社贷出1万元，实际只得4900元，因为要扣5000元作为强制存款，再扣100元当股金，为获得这笔1万元的名义贷款，还需要再花近千元请吃的钱。在这种情况下，民间金融广泛存在，温州民间借贷占整个资金市场总量的1/3，而河南南乐县1999年来新增民间借贷超过银行贷款规模，民间借款中有相当一部分是高利贷。
正道过窄 民间金融趁机横行
陈剑波认为，从金融结构上看农村中小企业的融资渠道非常单一。比如无法进行股权融资，现在只有沪深两个交易所，中小企业够不上门槛；创业板市场还在讨论中，并且规划中只上高科技、高成长企业，而中国从资源禀赋上讲最适合大批发展劳动密集型企业，照此这些企业就很难获得股本投入了。目前中小企业又不可能发行企业债券，惟一的只有通过贷款，但这些企业大多缺少抵押物，像大邱庄在高负债率的情况下，能抵押的都抵了，而银行为了资金安全要求必须抵押，最终形成一个悖论。陈剑波说，现在银行要求本金和利息两个“百分之百回收”是一种矫枉过正，在全世界都不可能有这种回收率。陈剑波建议一是在发达地区重开投机性不是很强的区域性柜台交易，二是进行银行改革，设立小银行对应小企业。
仅从借贷方面看，也存在机构形式单一的问题。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题为《从合作基金会事件看中国农村金融改期与发展》的课题报告指出，原先农村的正式金融机构有合作金融（合作基金会、农村信用社）、商业性金融（商业银行）和政策性金融（农业发展银行）三类，农业发展银行很少向农民贷款；后来商业性金融组织开始在农村收缩，如课题组调研的四川省某县，建行在1995年退出，工行在经历大规模破产逃债后将支行降为分理处，农行纷纷撤销乡镇地区的经营网点，城市信用社也在2001年5月并入农村信用社；1999年农村合作基金会又被取缔，此时农村金融市场的竞争格局发生了改变，虽然在部分乡镇仍然有农业银行和邮政储蓄网点与农村信用社竞争存款，但贷款领域基本只剩下农村信用社一家了。而且农村信用社本身也在不断地合并重组。
在正规金融机构缺乏的情况下，各种民间金融形式就发展起来了。温州苍南县副县长苏向青在此次研讨会上介绍说，目前苍南的工业企业流动资金来源为民间借贷占45％左右、自有资金占35％左右、银行贷款占20％左右。民间信用和融资方式多种多样，包括担保抵押借贷、民间票据贴现、各种呈会、互助会等。在资金紧缺而银行信贷无法满足的情况下，这些金融方式有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但民间金融活动又有一定的风险性，甚至会出现诈骗和恶意逃废债务的行为。如苍南观美镇去年就出现了利用标会集资240万元的诈骗案件，受骗群众200多人，出现了影响社会稳定的后果。
要调整金融整体
在这次社科院的研讨会上，温州苍南县总工会主席黄正瑞发言说，就目前的形势我们应该讨论农村金融如何应对国际竞争了，却不得不仍从头开始讨论“应发展什么形式的农村金融”这一20年前的问题，“这是一个非常悲哀的研讨会”。
事实上，农村金融改革经过了多次尝试，但又多次遭到否定。比如农村合作基金会，是在改革开放初期摸索出来的一种合作金融形式，1987年中央5号文件对其作出明确肯定，但后来由于种种原因导致不良资产迅速增长、金融风险不断积累，1999年国务院3号文件宣布在全国范围内统一取缔农村合作基金会。与会者普遍认为对其整顿是必须的，但不应一关了之。有一位专家尖锐地批评简单地用取缔的方式来整顿，“出了问题就关掉，而不是想办法去完善，老是这么搞改革怎么行呢？”
对于农村金融体系究竟该怎么完善，人们提出了不少方案，主要是合作金融和商业金融两种思路。社科院农发所的报告建议，农村需要合作金融，即使市场经济发达的国家，合作金融的独特地位也是无法替代的。但是，合作金融能力有限，商业金融最终是农村金融发展的基础，未来的格局应是两种方式共存。黄正瑞认为，在金融问题上也应尊重农民自己的选择，政府不应干涉过多。比如温州以前的合作基金会实际上是股份制的，结构较为合理，但政策所限不得不采取合作制的形式，后来干脆也被取缔了。
其实，仅对农村金融自身形式进行改革仍不够，关键还要解决农村整体上资金匮乏的问题。国家计委产业发展研究所姜长云指出，目前对农村金融的政策存在差别，不仅使农村金融一直难以发展，而且导致大量资金外流。比如，与邮政储蓄相比，农村信用社在中央银行的存款利率要低两个多百分点，吸储能力大受影响。与商业银行比，农村信用社往往处在被金融政策遗忘的角落，目前农村信用社有大量政策性亏损，如保值储蓄贴息、从合作基金会接收的呆坏账等，商业银行的保值贴息已通过政策核销，历史呆坏账也成立了资产管理公司进行处理，而农村信用社的这些亏损却一直没有解决的方法，导致对农村的资金支持力不从心。因此必须通过整个金融改革和调整，来解决农村金融所面临的地位不平等问题。（黎 霆 姜业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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