脸谱
■他是一个典型的螺丝钉式的人
11月7日，江诗信遭遇窃贼当日，他正给主管部门撰写解散协会，辞去会长的报告。协会成立于2004年11月24日，江诗信被大家选为会长。协会成立始因，主管部门及志愿者们本着“众人拾柴火焰高，由一个人搞变为大家搞”的心愿欲将捐资助学做大做强，以招募更多资金捐助更多孩子。
协会诞生前，善款来自江诗信积蓄、退休金、社会捐助及他化缘所得。据知情者描述“他自己的钱都是从牙缝里省下的。”江诗信生前友好小林说他每天吃两顿饭，穿别人送的旧衣服。她曾目睹他一天吃一锅粥，一枚咸蛋分两顿吃。张娟亲历一件事。一次，江丽邀请父母看电影，待江诗信得知20元一张门票时，他拒绝了，说：“再添点钱就够一个孩子读完小学了。”
协会成立初期，12年来独行侠般的江诗信沿袭习惯，仍以个人名义劝募，他没意识身份之变，后经协会提醒，身份的认同感迫使他逐渐入怀。
协会成立后，江诗信直面管理一个团队繁杂事务的挑战，而管理经验在江诗信一生工作履历中呈现空白。他当过兵、做过汉阳造纸厂子弟小学校长（一段短暂时光），当过20年“右派”，摘帽后，在严西湖渔场做过广播员、仓库保管员。战士、“右派”、广播员、保管员皆属被管理且工作性质单一，加之他性格内向封闭，所以，他与当今社会有经历上的断层与脱节，所以，老王曾劝社会化程度较低的他参加老年大学，一是发挥他的摄影专长，二是打开他视野、心胸的社会认知度，但他拒绝了。两年来，当他面对正常的工作纷争，意见相左及现代化操作时，他有陌生感、疏离感，他因陌生而不知所措。进入2005年，他便寻找接班人。
采访中，多数人给出记者如下说法：江诗信是一个典型的螺丝钉式的人，按在哪里，他能扎扎实实地将螺丝钉的功能发挥到极致。他是一个好战士，不是一个好将军。
另外，他要求团队成员在物质上像他一样简单、俭朴、克己为人，工作上像他一样透明、无私、全力以赴。比如他持有一堆出差票据拒绝报销，他内心亦希望别人跟他一样。当别人按规章报销，他内心是冲突的。他希望一分一厘都用在学生身上。
协会成立一周年时，江诗信提出2005年目标“捐助2000个贫困生”。这个目标是他助学13年总和。协会认为不切实际，但他坚持。每天，当他面对雪片般飞至的求助信时，他内心的焦灼逼他制定了这个高标准，而如此标准必使他承受筹钱高压。近两年，协会救助对象主为“两高生”（高中生、大学生）。他走前，协会有七八万元，而求助信让他困惑于僧多粥少、力不从心。
14年来，江诗信在善款使用上，始终秉持谨小慎微、一丝不苟的态度。每一笔钱出处及落点，他必亲力亲为。协会成立后，他仍延续惯性，以原始操作方式送钱下乡，因他在资助初始遭遇过不满及欺骗。他曾将善款给了某基金会，但其效率及操作方式令他不满。他曾将善款交付校长，但有校长截留部分挪做他用；他也曾将善款托付老师，老师却自作主张将该钱奖励了优秀生，而贫困生继续贫困。于是，他决定自己面对每一个孩子，于是，一年中的大半年时间，他行走在穷乡僻壤，挨村寻找失学儿童。他叮嘱每个孩子，要给捐助者写信，寄成绩单，逢年过节问候，否则，学费就会中断。14年来，他经手的每一笔钱，经得起任何时间任何地点的检查，他不允许出任何纰漏。凡事亲力亲为是否使他身心俱疲、“累”不堪言？
江诗信常年口腔溃疡，白蛋白严重匮乏。由于长期营养不良，溃疡愈发严重，甚至喝水都疼，这是否使他不能承受肉体之痛？
2005年春节期间，发着高烧的江诗信执意前往天津去答谢一位资助人，李玉珍挽留：“等过了初五再走”。江诗信不肯，蹒跚着脚步提包而去。1992年，自江诗信走上捐资助学之路后，江家便处于失衡状态。在儿女江丽、江斌人生的每个关节点上，江诗信都在山里。江丽中考成绩优秀（584分），而她因缺乏自信而填报中专。多少次，他对儿女说：“比起山里的孩子，你们生活在天堂里。”自然，在他眼中，天堂般的生活无需操心。然而，这样的想法与家人期许是有冲突的，冲突是否让他承受不起？
江诗信能在捐资助学路上越走越远，据知情者分析，可能与他20年“右派”经历有关，他在寻找一个纯净、简单、快乐的世界。孩子的纯净、操作的简单、助人的快乐满足着他内心所需。尽管他几次病倒山里，尽管他写过遗书，但内心满足与充实让几次接他回家的江丽目睹他“一只手打吊针，一只手看学生求助信。”他走上这条道后，江丽高兴：“他的老慢支（慢性支气管炎）好多了、精神也好起来，他过得挺洒脱的。”小林分析：“他找到了自我价值实现的最佳路径。”有人以“苦并快乐着”形容他的自救及救人之路。
2005年是江诗信最繁忙的一年。在全国先进性教育活动中，江诗信被选为湖北6位先进代表之一。一次，他住在湖北饭店，夜半打电话给小林，说他睡不着，心疼400元一晚的房价。他说400元能让一个孩子读完高中。他打算搬出去。今天，小林分析，他能为400元失眠，那么6000元被盗对他打击可想而知。其打击与他阅历的背景———红色文化、正统文化形成反差。他晚年阅历中，接触孩子多于社会，阳面多于阴面。对社会阴暗面，他知之有限，应对不足。失窃后，他因社会认知的局限性而想不通：“我做了14年好事，不明白为什么骗我？”
在亲友们的眼中，成名后的江诗信失去了往日独行侠般的惬意，整日处于应激状态。他背负来自政府、求助生、社会期望值的十字架费力攀高，按照社会塑造的模型修理自己。江丽感觉为名所累的父亲“活得越来越不真实”。据熟悉他的人描述他日常表情“郁郁寡欢，但一见学生就眉开眼笑。”
江丽这样理解父亲解散协会的报告：“可能协会束缚了他，成了他的一个包袱，他向往回到原点，回到他苦并快乐着的路上。”然而协会意见“宜进不宜退”。
2006年重阳节这天，被资助者，现在北京工作的熊玲丽问候江诗信，江诗信告知：“我压力蛮大的，协会的事不想干了。”江诗信特别提到，“今天只有你给我打电话”。今天，熊玲丽分析：“他可能有需要慰藉的心理需求，尤其在重阳节这天。”
2006年11月17日，江诗信最后一次出现在公众视野中。当晚，他冒雨前往武汉华中科技大学演讲。他这样道开场白：“我是个凡夫俗子，我所做的不过是受良心所驱，微不足道。做报告实在不敢当。只是想让大家了解一些社会上的事情。一个孩子是一个家庭的希望，千万个孩子则是一个民族的希望。”当晚，该校记者镜头里的他，双颊深凹、神情疲惫。
“为孩子而生，为名节而死。拥有荣誉性人格的江诗信视荣誉比生命重要”，网上这样悼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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