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洲富人为何"富难过三代"

　　殖民和腐败官僚体系制造畸形富人

　　尽管不是全部，但殖民主义至少部分为东南亚的这种寡头体制负责。一般而言，该地区殖民前的典型特征是，集权体制为维护政治权力，往往推行贸易垄断政策，资源控制在政府和代表政府的官僚政客手中，打击来自民间的竞争。后来，随着西方殖民者的到来，他们在情非得以之下与殖民者合作，共享垄断。譬如在马来亚，英国人和当地权贵出售贸易、采矿和其他特许权给华人和印度人，同时力图将当地人禁锢在土地上。

　　20世纪四五十年代殖民主义土崩瓦解，这个地区新的领导人建立了一种政治控制的体制。在这个时代，绝大多数东南亚富豪的财富都来源于国家授予的某种形式垄断。对糖和面粉等日常消费品的垄断让印尼的林绍良和马来西亚的郭鹤年在早年财源滚滚。在香港和新加坡，房地产成为有效的排他行业，因为英国殖民当局控制土地市场，将“皇家土地”大块出售，除少数几个大的玩家之外，这无疑给其他所有人进入该行业制造了障碍。同时，在银行信贷方面限制他人，给本地巨头提供数额巨大的贷款。

　　能够得到资金是东南亚大亨发财致富的第二个先决条件。在该地区的每个地方，大亨们利用他们的政治影响力，从国家银行获取贷款，或开办自己的金融机构作为家族企业的融资工具。金融腐败泛滥成灾。菲律宾在一个接一个的银行危机中挣扎了近一个世纪，这个国家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马科斯倒台时，从来没有自财政破产中恢复过来。印尼林绍良掌控下的金融服务机构“中亚银行”把60%的贷款借给林家的其他公司，完全漠视20%的法定最高限额。

　　1997年金融危机后发生了一些银行并购，许多银行被国有化。不幸的是，腐败的政府官僚在管理贷款配置上的记录比财阀自己控制的金融机构更为糟糕，而重新私有化的那些金融机构又再次落到大亨财阀的手里。

　　金融危机后的东南亚，大亨财阀们重整旗鼓，几乎没有任何人毁灭。尽管有过去十多年的惨痛教训，但在这个地区，政治精英和经济精英相互勾连的生命力之顽强超乎任何人想象。

　　最近，随着杭州飙车、网络炫富等一系列事件的发生，在经过了30年经济现代化建设的中国，富裕起来的一部分人能否维持家族基业的延续，成为人们关注的话题。在世界现代化进程中后发的亚洲其他一些国家，富翁们的发家史与中国当今许多富人一样，多少凭借了体制之弊或灰色经营，创造出一个个财富神话。但随着经济发展的深入，任何一个国家的政治经济制度必然会走向规范化，先辈的“优势”必将难以为继。更重要的是，在今天经济全球化的时代，家族企业在生产销售和金融等各方面，都不可避免地卷入波诡云谲的全球资本市场。面对这样的局面，富二代甚至富三代们还能将家族控制维持下去吗？通观资本主义历史，答案是“难”，即便他们接受过最精良的教育也是如此，更遑论那些不学无术、只图奢淫骄纵的富二代们。

　　A亚洲富人依靠垄断发家

　　从某种程度上，可以说东南亚的发展是成功的。该地区40年来国内生产总值和工作机会的增长与出口的扩大并肩偕行。然而，出口的扩大，或直接来自跨国公司的生产，或来自当地小制造业企业的代工合同。而这个地区那些身价过亿的富翁们，则避免介入出口制造，因为那需要参与全球竞争。相反，他们在当地的服务性经济中———如港口装卸、房地产、电信和赌博等行业，通过政府优惠、垄断地位和企业联合从而发财致富。

　　东南亚金融危机十余年过去了，这个地区的亿万富豪仍然处于支配性地位，因为显见的有违常规的体系从未受到触动。即便被列为世界上最自由的经济体香港亦未能通过反垄断法，而在全世界各个发达国家中，反垄断是社会经济的一个中心支柱。在全球化竞争的丛林里，这些依靠体制取得垄断地位的既得利益者不过是只无牙老虎，不能推进规则的制定，不能产生技术和品牌创新，不能促进生产效率的大幅提高，总之无力参与国际性竞争。所以在这个地区，只有被内部媒体吹捧的地方性亿万富翁。但在运作商业方面，与西方那些商业巨头相比，他们还是个幼稚的孩童。

　　对工人阶层和中产阶层的亚洲人来说，过去十年不平等状况日益上升。即使是两个最富裕的城市———香港和新加坡，其衡量不平等的基尼指数都与阿根廷的城市旗鼓相当。金融危机后，菲律宾、泰国和印尼相当部分的人生活在世界银行的2美元/天的贫困标准线以下，接近贫困线的人比拉丁美洲还多。时至今天，这个地区骄纵的政治和经济精英们看起来很可能听凭国家滑入拉丁美洲的泥沼，因为他们继续高高在上地过着骄奢淫佚的生活，而忽视普通人坠落到贫困的黑暗中去。

　　B财富交接易生豪门恩怨

　　无论如何，二战后伴随亚洲经济成长而致富的一代已经不再年轻了。即便这群人中最显要的，如香港的身家分别达230亿美元和17亿美元的李嘉诚和李兆基，都已年近八旬。马来西亚首富郭鹤年八十多岁了，而台湾塑料大王王永庆年过九旬，是《福布斯》杂志上年龄最大的亚洲亿万富翁。“战后时代还是青少年的企业家们今天都已到75岁至80岁之间了”，温德尔家族企业国际中心主任兰德尔·卡洛克说，“他们要交接班了。”

　　尽管亚洲富人的垄断具有传统和文化的双重基础，但亚洲在经济起飞之后恐怕也不能逃避世界其他地区的道路。美国工业家们(如卡内基和洛克菲勒)19世纪建立起来的商业帝国，在20世纪很大程度上都被分解了。21世纪，同样的命运看上去正在等待着亚洲许多战后时代崛起的财阀大亨。

　　正如一句中国俗语所云：“富不过三代。”这会应验吗？芝加哥凯洛格管理学院家族企业研究专家约翰·沃德说，由于家族统治而产生出来的种种问题，这有“非常大的可能性”。内部风险包括，在族长的诸多继承人中出现的继承争端、裙带关系与兄弟姐妹间的敌对和所有权的分散稀释。外部风险则是，战后时代父辈利用政府袒护获得国内市场垄断的好日子不再了，国内市场将不断开放，全球金融市场日益介入，需要本地企业更好的管理方式和更透明的财政制度。

　　沃德说：“在所有社会，在家族企业历史中最脆弱的时刻就是兄弟姐妹合股的一代，也就是兄弟和姐妹们共同拥有、有时候甚至共同管理公司的时候。”亚洲已证明确实如此。虽然成功地向兄弟姐妹合股转变业已发生，但具有警世意义的故事是悠长的。譬如在韩国现代公司，兄弟三人相互争斗促使集团于2002年分崩离析。两年后，印度“信赖集团”创始人阿姆巴尼的儿子们因为在管理问题上存在分歧，将这个国家最大的工业公司一分为二。分析人士指出，这些分家拆伙并不是基于商业发展的目的。

　　C老父发家史哈佛学不到

　　与此同时，亚洲兄弟姐妹合股一代面临着全球竞争的严酷考验。香港李嘉诚的第二个儿子李泽楷旗下的新经济工具“盈科公司”，以285亿美元收购香港的英国电讯时，被媒体欢呼为小超人。在此后的3年里，随着网络经济泡沫破灭，电信盈科的市值缩水96%，媒体又讽刺他是亚洲最大的败家子。马来西亚89岁的亿万富翁“云顶集团”创始人林梧桐的合法继承人林国泰，至今仍然在为1993年创立的“丽星邮轮”公司苦苦打拼。该公司是世界上第三大游轮航线，但在去年亚洲繁荣的旅游市场中仍然亏损了1.56亿美元，而竞争对手嘉年华邮轮股票价格自2002年以来已翻了一番。

　　家族企业现在发现自己跨骑在两种资本主义模式之间。父辈曾经在封闭鼓励的经济中开创了自己的事业———依靠政府支持和垄断地位操纵一切，可以忽视市场走势，在需要的时刻大胆出击，下极端的长期赌注。但也正是这些人，将子女送到世界上一些顶级大学获得MBA学位，学习最好的管理实践、控股最大化方式和纽约证券交易所的法规，这给他们提供了完全不同的视野。

　　儿辈们的教育因此削弱了家族模式———不择手段地追求短期利益最大化———的管理原则。“如果每个人都根据哈佛商学院的原理，那么没有任何人能真正赢得相对的竞争优势”，沃德说。由于受到全球视野的训练，第二代人从未完全掌握过父辈的政治技巧和通往官场的后门关系。父辈们的游戏规则并不能应对全球性的商业竞争，但在地区经济体中却能获取优势，虽然这样的操作方式将把地区带入到如同拉丁美洲那样相对停滞的状态。“父辈们与政客共存，在官场中学习，你去哈佛学不到这些。”沃德说。

　　D家族企业不能长久维系

　　兄弟姐妹合股一代面临着尖锐的选择：要么细心呵护占据统治地位的国内商业帝国，要么使它成长为全球性企业，后者风险更大。许多大亨财阀把维护家族控制作为首要工作，但有许多不同的战略达到这一目的。王永庆通过交叉控股协议维持家族控制，亲戚们在列出的集团公司里筹措自己的股份。

　　然而，就公司现代化来说，这是一个落后的举措。韩国交叉控股是这个国家在1990年代负债累累的主要原由，日本密不透风的家族供应网络促成了这个国家竞争力的丧失和汽车制造公司尼桑的衰落，该公司在1999年雷诺公司出手挽救之前几乎走向毁灭。但韩国企业巨头也是亚洲地区积极走向现代化的典型，外国投资者现在拥有三星公司相当大比重的股份。韩国反托拉斯法的出台、政治的民主化、更大的透明度结束了家族裙带资本主义时代，因此，儿子们的地位也不再那么稳固了。朝鲜大学一个著名的商务教授说：“第三代大亨财阀在文化上应该为韩国所接受，但他们必须证明自己的职业技能。如果他们失败了，就不会给予第二次机会。”

　　这非常类似欧洲和美国的既有模式。在这种模式下，大多数家族最终将先辈们建立的商业帝国管理权让渡出来，转向职业规范的管理方式。这就是前家族巨头如福特和通用在20世纪崛起为世界最大的跨国公司的过程。美国亿万富翁巴菲特曾经把家族继承体系比喻作“选择得过2000年奥林匹克游泳冠军的儿子去夺2020年奥林匹克冠军”，一个成功希望极其渺茫的尝试。我们不必梦想亚洲在这方面会有什么不同的结果。

责编：王玉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