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温庆生
“位不在高,廉洁则名。权不在大,为公则灵。斯是公仆,惟吾德馨。认真学理论,躬身去实践。谈笑有专家,往来无狂生。可以下基层,察实情。无虚假之乱耳,无独断之劳形。兰考焦裕禄,西藏孔繁森,群众云:奉献精神。”这是杨业功仿唐人刘禹锡《陋室铭》填写的《公仆铭》。文字虽短,足以折射出杨业功的思想境界和浩然正气。
他不仅是军事斗争准备的一员虎将,更是廉洁奉公的一名先锋。
“一分钱也不能挪用”
杨业功家的床头灯架是将军自己动手做的――在床头柜背面上端钉一把乒乓球拍,电插座及开关安在球拍上,用两根绳子将一根拐棍绑在床头柜一侧,花十元钱买一盏带夹子的台灯,便制成一个很实用的床头灯。将台灯夹在乒乓球拍上时,适合坐着看书;夹在拐棍上,可任意调节角度,躺着看书挺惬意。这件成本不过十几元钱的小家具,默默无语,却表达出一名我军高级领导干部的朴素情怀。
杨业功是正军级干部,不是没有钱。他在述职报告中坦诚地向官兵亮出自己的家底:我家四口人都拿工资,我的月收入3000多元,家庭月收入6000多元,总存款年年上升,已经达到30万元,属于较高收入水平的小康家庭。
杨业功自己舍不得花钱,为别人则慷慨解囊。当司令员期间,他资助了两个失学儿童上学。其中一个是湖北应城实验小学的宋特伟,他一次就寄去3000元。
那一年,母校建设急需资金,杨业功从自己积蓄中取出1万元钱交给母校。对此,昔日的同窗很是诧异:“堂堂一个司令员,干嘛还要自己‘出血’?”杨业功说:“部队的钱我一分钱也不能挪作他用!”
身为基地司令员,居高权重,但他从没在私欲上迈出半步。1998年,他年近八旬的父亲因患白内障住进基地医院,当时他是分管后勤的副司令员,为医院建设解决了不少难题,院领导提出费用全免。杨业功坚决不同意:“我为医院办事解难题是我的职责所在,我父亲不是军人,不该享受的待遇说啥也不能享受。”实在拗不过去,医院只好收下他妻子交来的全部医疗费。杨业功担心别人会把发票要去报销,当天晚上,又找妻子要来发票当场撕掉。
“党性决不能失守”
杨业功一生节俭朴素,在他看来,人生简朴一些,欲望会少些,就会有更多的心思用在工作和部队建设上。
杨业功爱好练书法、欣赏根雕。1999年,杨业功在北京组织国庆阅兵训练。一名干部到北京看望他,带去一些优质宣纸。他半开玩笑地说:“用你送来的宣纸,我心里不安,肯定写不出好作品!”后来,他对身边的人说:“党员的党性不能在一张宣纸上失守啊。”
杨业功几十年如一日地把好“清廉关口”,就是到了病危之时也没有放松。他动手术前,专门向家人和工作人员交待:不管手术是否成功,任何人不得找医院麻烦;基地任何单位不得以任何理由前去探望,干好工作就是对我最大的安慰和支持;家属不得以任何理由收受礼品和现金。住院期间,部队招待所经常熬点鸡汤、鱼汤给他滋补调理,离开医院时,杨业功掏出2000元钱交给招待所所长:“谢谢你们的照料,这就算我交的伙食费吧。”
“领导为啥一定得穿名牌呢”
杨业功一向视简朴为荣,以浪费为耻。他随车必带“三件宝”:暖瓶、大衣、方便面。用他的话说:“水能解渴,衣能御寒,面能充饥,有这‘三宝’,就衣食无忧了。”他在开会路上或者下部队,吃饭有碗三五块钱的面条就行;买不上软卧就坐硬卧,硬卧买不上,为了赶时间买张硬座也要走;住宿他更不讲究,经常为省钱把大房间换成小房间。1999年国庆阅兵期间,有一次,身为二炮阅兵大队大队长的杨业功因工作需要在宾馆住宿,他便吩咐有关人员找个标准间和司机郑晓龙凑合住。小郑说:“首长,您是将军,我是战士,哪敢和您住一起。”他执意坚持,小郑只好服从。还有一次到友邻部队开会,杨业功提出要把套房换成单间,随行的工作人员劝他说:“这是他们接待,又不花我们的钱。”杨业功一听来气了:“花谁的钱不是人民的钱!”坚持搬出套房。
艰苦朴素,不少人把它当做一个标准,对杨业功而言只是一种习惯。有一次,杨业功带人在外出差,突遇寒流,随行人员便自作主张花400多元钱为他买了一件茄克衫。他坚决让人把衣服退掉,第二天自己花60元钱买回一件“地摊货”。随行人员说:“您这么大的首长怎么也得穿件名牌吧?”杨业功反问:“领导干部为啥就一定得穿名牌呢?”这句话,让大家思索了很久很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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