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社记者张严平　张选杰　李国利

　　如果天堂里有人来人往，相信也定会为杨业功将军的灵魂而泪流。

　　“何日请缨提锐旅，决战决胜伏强魔……”病房内，杨业功用苍劲的书法一遍遍填写着这阙《满江红?和岳飞词》。

　　这是２００３年１１月２日。３天吃不下东西的第二炮兵某基地原司令员杨业功去了趟医院，没想到，却被医生无情地留在了病房里。

　　与杨业功搭档的政委吕义胜说：“由于长期埋头工作，他失去了发现诊治疾病的有利时机。那次诊断的结果是十二指肠腺瘤癌变，癌细胞已经转移。”

　　杨业功被火速转到上海某医院。

　　杨业功并不知道自己的真实病情，可他清楚地知道自己肩头担负的神圣使命。这位曾多次参加重大军事行动，主要参与筹建我军新型导弹部队的将军，曾带领部队成功发射了二炮历史上第一枚新型导弹。

　　病床上，杨业功让儿子杨波涛找来笔记本电脑，完成了向基地党委的述职报告：“……病魔只能摧垮我的身体，摧不垮我的钢铁意志。一旦康复出院，我还要和同志们一起驰骋……”

　　谁能想到，这竟是他最后一次向党组织述职。

　　１１月１２日上午，杨业功进了手术室。手术后，他的体重由７０公斤减至５８公斤，身体非常虚弱，过去合身的军装穿上去显得空空荡荡。可他牵挂的还是部队建设，病房里，他每天都要打好几个电话，询问部队训练、阵地建设、军事行动等方方面面的工作。

　　２００４年春节前，杨业功的身体稍有恢复，就天天要求出院。经过再三争取，医院终于同意他回部队治疗、休养。“那天，当他看到医嘱上写着‘全休’二字时，愣是要改为半天工作、半天休息。”基地门诊部主任潘瑞高说，“杨司令真是不要命了。”

　　正月初六上午，手术后的杨业功出现在了机关办公楼里。

　　上班号声还没响起，基地原副政委迟志江在楼道里碰到了杨业功。“他脸色苍白，走路晃悠悠的。我就走上前劝他回去休息。”迟志江说。可杨业功却说：“我是军事主官，今天开常委会，自己怎能在家里休息？”

　　于是，迟志江只好搀扶着他，从二楼挪到四楼。“４０多个台阶，他走得非常艰难，大口喘气，直冒虚汗。”

　　会议开了一上午，杨业功一边擦着头上冒的冷汗，一边对军事行动任务的每个环节、步骤都进行了认真研究，还时不时提些建议和要求。

　　那几天，杨业功的日程安排得满满的。他拖着孱弱的身体，主持召开了基地军事工作会议，对承担的军事行动任务每个环节、每个步骤都推演了一遍；先后与基地大部分部门领导谈话，研究新年度工作思路……

　　病魔仍在无情地摧残着杨业功。回到工作岗位不到１０天，他的病情进一步恶化，住进基地医院。２００４年４月１日，又被紧急转往解放军总医院。

　　“这个病很痛苦，主要症状就是持续性的腹部疼痛，呕吐得厉害，吃药不能完全控制。有时他疼得在床上滚来滚去，满头大汗。”解放军总医院消化科副主任徐世平说，“可只要有家人在，杨司令很少麻烦护士。”

　　杨业功在职攻读军事科学院研究生。为了赶写毕业论文，住院期间，他经常斜靠在床头，把一张小桌子放在床上，然后趴在桌子上完成了题为《建立联合作战指挥机构应把握的问题》的毕业论文。护士长白云果看着他忍着病痛翻阅资料的情景，钦佩得不得了：“这种情景我只在电影电视里看过，可今天我却看到了没有经过艺术加工的实景。真是个敬业好学的领导干部。”

　　癌细胞在扩散，杨业功的身体越来越差。但他仍在关注着部队的情况。

　　６月２日下午，基地工程处处长孙传怀借到北京出差之机去看杨业功。“一见面，杨司令员就询问作战指挥中心和军史馆的建设情况，他说这是他的两个心愿。”孙传怀说，“从方案到审定，都是他带着我在弄。”

　　６月７日，医院给杨业功的家属下达了病危通知书。

　　杨业功开始昏迷，老伴杨玉珍含着泪，轻轻握住他的双手。却被他一把抓紧：“苏永生（杨业功的一个部下，经常跟随他一起下部队），我的火车票拿到没有？”老伴泪眼模糊地说：“是我，老杨，我是玉珍。”他睁开双眼，可是他却没能认出妻子来。

　　６月９日，杨业功从昏迷中醒过来。一天，某旅旅长陈楚华突然接到一个电话。他万万没想到，电话竟然是病入膏肓的老司令从病床上打来的，更没有想到的是，杨业功还惦念着旅里的达标考核，叮嘱他一定要把工作做细致。

　　不久，杨业功又进入了昏迷。他周身浮肿，两眼已经睁不开了，但他嘴里还不停地念叨着“一二一……出发……”

　　“这是一位职业军人在生命的最后时刻发出的呐喊。”基地参谋长高津回忆说，“每当杨司令员被病痛折磨、情绪烦躁时，给他谈工作，他的情绪就会安定下来。”在杨业功生命的最后时刻，高津附在他的耳边，轻声说：“司令员，请您放心，您交待的几项任务我们都已经完成了。”７月２日凌晨３时，杨业功将军永远地安静下来了。（ 新华社北京７月２９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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