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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税？减税？你在等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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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年04月24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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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新一项关于阶层与收入的调查显示，百分之七十六的受访者预测未来居民收入分配的差距将继续扩大，他们为现阶段部分人不规范掌控社会资源得以财富扩张感到忧虑。
■最新统计表明，今年一季度全国财政收入是近年财政收入增速的最低点，而且明显低于一季度国民经济增长速度。此外，一季度中央财政收入出现近年来少有的负增长。
■经济学家吴敬琏指出，要化解中国经济目前面临的“旧帐新债”，将持续、稳定的增长可能变为现实，必须实行“两手政策”，降低税收。因为减税也是积极的财政政策。
■财政部部长项怀诚表示，目前我国的税制不宜大动，既不宜增加税赋，也不宜减轻税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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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央视国际 周阳）刺激消费和投资需求是目前中国政府面临的最重要的经济任务之一。积极的财政政策已经实施了近四年，取得了重要的成绩。发国债，降利息，这是近几年宏观政策用的最多的手段，但在同样作为财政手段的税收政策上却出现了很有争议的局面：一方面民间和专家学者不断发出调税的呼声，一方面政府在运用税收政策方面依然十分谨慎。税收问题在中国目前的经济环境下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为什么各方意见难以达成一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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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民对于税收政策的关注很大程度上与中国人收入水平的不断拉大密切相关。由中国经济景气监测中心最近一项调查显示，中国居民中百分之七十六的受访者预测未来居民收入分配的差距将继续扩大，他们甚至为现阶段部分人不规范掌控社会资源得以财富扩张感到忧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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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忧虑将不仅仅将影响社会人心的稳定，还将成为制约我国经济增长政策有效性的重要因素。对此，中国社科院“中国经济形势分析与预测”2002年春季报告提出警告：上世纪90年代后期出现的农村居民和城市弱势群体收入增长近乎停滞，同时不同收入阶层之间的收入差距进一步拉大，将十分不利于中长期有效需求的扩大。据统计，表征我国居民收入差距的基尼系数已经接近了国际公认的0.4的警戒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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赚的一样 征的不一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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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现行的税制将收入分成11类，按不同税率征税，也使同样数额的收入因其来源不同而税收不同，也就是赚同样多的钱，交不一样的税，在某些特定情况下，甚至劳动所得交的税要高于非劳动所得。如工薪收入的最高税率为45％，财产租赁收入的税率为20％；当工薪收入大于27000元时，其税负高于像歌星演唱的劳务报酬、出租房屋的财产租赁及稿酬等的税率；特别是假如有一个人月工资达到了117000元，他的税负将比一个通过出租房屋获得同样收入的人翻一番，也就是说，勤劳所得的高收入者与非勤劳所得的高收入者的税率出现倒挂，这种现象在世界各国是少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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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收入分配的问题的确已经对消费者的消费意愿和倾向产生影响，目前中国国内需求的增长已经出现“瓶颈”，低收入人群中已经无法“挤出”更多需求，高收入人群的需求经过四年刺激其扩张空间基本饱和，而有较大消费弹性的中间收入人群却处在对未来的不确定预期中。政策刺激要在这些群体身上现出效果必须提供给他们更利好的收入预期。因此，有人寄希望于能直接改善收入分配结构的税制改革，呼吁尽快改进个人所得税制，做到有增有减一方面缓解收入分配的不均，一方面扩大中间收入人群，释放压抑的需求，甚至可以在税前扣除上应该考虑家庭人员的不同构成以及基本生活水平需求的实际情况，增加专项扣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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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一个不能回避的问题在于，我国现存的分配渠道过于分散，没有人知道纳税人到底挣了多少钱，有专业人士分析说，去年我国的居民储蓄增加了一万亿元，其中肯定有一定的灰色“避税”收入，如果这个比例仅占1％，那么就是100亿元。也就是说，如果我们没能杜绝这些“避税”收入，所谓的增增减减或许并不能达成我们良好的初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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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的税负问题是一个近来讨论得十分激烈的问题。在今年年初的两会上，很多来自企业界的代表委员提出国家应该创造更好的税收环境，其中就包括适当降低企业实际所得税负。有业内分析人士认为，虽然目前中国的内资企业和外资企业所得税的名义税率都是33％，但是外资企业的税收优惠多，比如“两免三减”，而且税前扣除的充分，而内资企业所得税税前扣除不充分：一是因折旧率低而导致资本消耗补偿不足；二是因计税工资扣除限制而导致劳动力消耗补偿不足；三是因研发支出水平低而导致后备技术补偿不足，因此造成实际税率很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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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分析：企业税负到底有多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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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就政府收入中的税收而言，当前我国税收收入占GDP的比重同外国相比的确不高，甚至明显偏低，但企业缴纳的主要税种的实际税负也确实不轻。如增值税率法定为17％，换算成与国外可比的口径，实际税率将达23％左右，高于西方国家（大多在20％以下）水平，我国企业所得税的法定税率为33％，而德国为25％，日本为30％，英国也为30％，美国实行15％、18％、25％和33％的四级超额累进税率。考虑到我国企业经济效益较西方国家为低的事实，中国企业的实际税负就显得更重。因此，应高度重视对我国现行税制的调整与完善，包括增加某些必要税种（如遗产税、环保税、社会保障税等），充实完善某些税种（如资源税、增值税、消费税等），以及实行结构性的减税减负政策。但是，国家税收增加并不必然意味企业负担加重，而减税也并不必然降低企业负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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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月初，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也提出：减税也是积极的财政政策。他进一步说明，减税不等于普降工商税或股票印花税，而是改革现行的财税制度。譬如，实行投资税抵扣，内资企业所得税应享受国民待遇，不能比外资企业的高；减低金融税，减少存贷款利率差等。吴敬琏认为税收改革迟迟不能出台的原因是担心国家财政收入减少，但实际上，若把税收搞好了，通过刺激民间投资，做大税基，适度减税的最终结果是税收增加。因此，他建议，要使长期实行扩张性需求政策的负效应不致过分积累，应该实现从以增加财政投资为重点向以推进税费改革为重点的转变。
与此同时，财政部部长项怀诚日前在国务院新闻办记者招待会上表示，积极财政政策有利有弊，它可能带来一定的“挤出效应”，同时也必然带来财政赤字和债务的增加。去年财政赤字占GDP的比重达到2.7％，比几年前翻了两番；债务余额在去年也达到了1.6万亿元，占整个GDP的16.7％。因此，积极的财政政策一定要逐步淡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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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来，政府投资对民间投资的“挤出效应”以及赤字和债务的问题已经得到政府的重视，但这是不是意味着税收制度改革已经提到日程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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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相关政府部门官员曾经多次在各种场合阐述中国税制改革的方向和想法，但日前，财政部部长项怀诚的一席话明确指出：中国目前税制不宜大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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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税局局长谈减税 |
企业所得税:从改革方向上来看将来内外资企业所得税应该统一，也可以研究企业所得税的税率怎样调整，但这个改革究竟哪一天实施，现在还没有时间表。特别是当前国际经济也面临一种非常多变与困难的局面，所以我们要更加谨慎一些，把问题看得更清楚后再来研究。
个人所得税：对起征点到底是高还是低，历来意见都是不一致的。我想高一点、低一点都各有道理，个人所得税需要改革，但简单地提高一些起征点，难以解决个人所得税需要完善的内容。改革的方向是实行综合和分类计税相结合的税制，当然在完善改革中，也可以考虑要不要调高起征点或者增加扣除额。什么时间能够实施这个改革，还要看时机，因为涉及每个人的利益，所以要非常谨慎地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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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怀诚说，中国的税制不宜大动，既不宜增加税赋，也不宜减轻税赋。目前认为需要减税的理由主要有两条：一条认为全世界都在减税，中国为什么不减。第二条认为现在GDP增长的速度与税收增长速度不相配，GDP增长7％，税收增长10％—20％，因而应该减税。但事实上中国有一些特殊的情况需要加以注意：第一，我们国家的税制以流转税，也就是以间接税为主体，我们的增值税、营业税、消费税，这3个税加起来超过财政收入的50％以上。间接税的增加和减少，对于经济增长速度的反应是比较弱的。第二，现在我们国家的税赋负担的水平，总体上来说，在世界各国中间它是中等水平，不是中等偏上也不是中等偏下，是中等水平，并不高。第三，从1994年中国税制改革以来，特别是这几年，我们的宏观税赋，每一个税种的税率并没有调高，各个税种只有降低的，没有提高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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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对于目前的税收制度的态度是明确的：从目前的情况和中国国情来看，保持税收制度的稳定较之简单的增税和减税更为重要。对此，国家税务总局局长金人庆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不能简单的提减税，我们的提法是保证在每年税收有一个稳定增长的前提下，采取有增有减、结构调整的税收政策，这样更加符合中国的实际。换而言之，政府考虑税收增减及相关改革问题的前提是“税收的稳定增长”。
通过分析，我们也许不难发现，政府和民间对税收改革时间表的不一致也许就来自于大家对目前主要矛盾看法上不一致，而不是改革目标的不一致。毕竟，税收不仅牵涉到每家每户每个企业的利益，更涉及到国家的经济安全，没有充分的理由和条件，国家不会“贸然行动”，这是谨慎负责的表现；但如何解决日益突出的收入结构不合理、企业税负不合理以及整个政府税收结构的不合理对经济发展的制约，也是一个迟早要解决的问题——也许，目前最为迫切的应该是沟通和理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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