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景源：在下面有些地区我确实看到，比如说，我们现在的这个江河，我们的河流，我们的水污染，我是在60年代后期，我下乡作为一个知识青年的时候，我印象非常清楚，那个时候我们可以喝河里边的水，可以喝江里面的水，但是，现在，我们谁还敢再直接地饮用江河和小溪的水呀。现在我们城里的人，我们几乎离不开桶装水，离不开瓶装水。瓶装水桶装水，现在这行业年产值已经过亿。我们搞经济发展我们为了什么，我们经济发展，最终就是让每一个人都过上幸福的生活。那么，显然幸福生活，不能建立在一个恶劣的环境之下。
世界经济发展史已经表明，各国在工业化推动下的经济发展，必然伴随着能源的消耗和对环境的影响。今天，已经成为全球制造业中心的中国，在产品行销世界的时候，同样不可避免能源的大量消耗和工业化带来的污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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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环境保护部WTO环境与贸易工作领导小组的专家曾经做出过测算：在“十五”期间，我国二氧化硫高、中污染行业产品的出口约占总出口额的40%，而化学需氧量高、中污染行业产品的出口占总出口额的44%。
国家环境保护总局和国家统计局联合发布《中国绿色国民经济核算研究报告2004》中显示，这一年，全国因环境污染造成的经济损失为5118亿元，占当年GDP的3.05％。
国家环境保护部部长周生贤曾经说过，环境保护仍然滞后于经济发展，已经成为影响和制约我国现代化建设的一个关键问题，环保工作正处于负重爬坡阶段。
英国的泰晤士河曾经因为工业污染被称为欧洲的臭水沟，从1850年开始治理污染到２０００年泰晤士河大马哈鱼回归，历时１５０年，耗资相当于约４０００亿元人民币。
德国的鲁尔区曾经被称为煤钢基地，因为煤炭开采和钢铁重工业闻名于世，但是这里的高污染高排放曾经使得莱茵河被称为“德意志最脏的河流”。直到20世纪70年代，这里才重焕生机。
像这样先污染后治理的例子以及西方工业国家一个个惨痛的教训，时刻提醒着我们。
前摩根士丹利亚太区经济师谢国忠：中国借鉴别人走错的路，利用现代的技术，有资本的充足，中国走一条更好的道路，中国只有这样走，才能发展得比别人更好。
姚景源：应当说，西方的工业发达国家，他们都是发展污染然后再治理。那么，我们能不能这样做呢，我们不能这样做。现在到了21世纪，全球都在讲环境保护。我们只有一个地球，那么作为我们中国，我们有义务保护这个地球。我们也不能把一个恶劣的环境，留给我们的子孙后代，我们没有这个权力，我们现在要做的是什么呢？我们在保护环境的同时，来完成我们的工业化，来使我们的经济得到增长。而且我们现在要看到，我们已经具备这个条件。比如说，经过三十年改革开放，我们经济总量在去年就已经超过30万亿元。在保护环境的前提下，我们再来发展，我们完全有财力，有实力。这是第一。第二呢，现在我们在科学技术问题上，我们也解决了这个问题。环境保护技术现在是日新月异，我们完全可以让新的技术，来使我们处理好保护环境和发展经济的关系。
环保、污染、生存质量等，这些过去在工业化字典里并不存在的词汇，如今频繁地出现在我国政府的议题中。
1978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首次对环境保护做出规定。
1979年，我国第一部环境法《环境保护法（试行）》出台。
1983年，环境保护被确立为一项基本国策。
198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诞生。
2003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开始施行。
到2008年为止，我国共签署了50多项涉及环境保护的国际条约。
1978年成立的国务院环境保护领导小组办公室。在1982年，成为当时的城乡建设环境保护部下的环境保护局，1987年，改为独立的国家环境保护局。1998年，升格为国家环境保护总局，2008年国家环境保护总局更名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部。
这一切，都在准确无误地表明，环境保护工作者，在我们的生活中，已经不再是一个可有可无的角色了。这是发生在2006年7月的一件事情。刚刚上任一个月的河南省副省长张大卫，在河南汝州的一个氧化铝项目的工地上，对当地的环境保护局局长进行了言辞激烈的批评。当时这个项目耗资已经3。6亿，工程建设了近一年，但是始终没有做环境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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