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加值在薪酬之上
商学院的MBA教育究竟能够提供什么？郑渝生教授相信，优质的商科教育给社会、企业、以及个人带来的附加值远在财务数据之上。“李嘉诚先生捐建商学院，不是为了培养一批年轻的富翁，长江建校的目的也不是赚钱。”
郑渝生教授说，“我希望长江的学生不要去Chase Money(追求金钱)。如果简单的把这当成目标，反而适得其反。我们希望学生是追求做大事业的人，长江的愿景是培养领导中国企业逐鹿全球的帅才。”
经济全球化和中国的飞跃使得中国商界对管理人才的需求非常饥渴，也使立身中国的商学院担负了全新的使命。
“高校毕业生为找不到工作头疼，而我接触的很多企业，因为招聘不到优秀的管理者头痛，痛苦程度更甚于前者。”郑渝生教授说道。
商学院上百年的发展史，对发达经济体的持续繁荣贡献良多。
“MBA教育旨在让那些具有管理潜质的青年受到系统的培训，在被‘催熟’后早日走上管理岗位。”郑渝生教授介绍称，19世纪末，美国的工业化开始加速，经济增长同样面临人才短缺的现象。为此，沃顿首先设立了工商管理专业，而率先将其升格为研究生教育的则是哈佛。如今，美国的各大名校几乎都设有MBA项目。1800个MBA项目每年可以培养毕业生逾10万人。美国的公司经理几乎人人接受过MBA教育。
“工作后3到5年读MBA对于美国人是常识。而在中国则不然，MBA在社会上的是凤毛麟角。由于MBA的声音太弱，弱到了绝大部分人都不知道有中欧、长江，弱到了大家都不了解MBA的真实价值。
麦肯锡的一则调查数据显示，“中国在未来10年需要7.5万名具有国际视野的高级管理人才，但是可以预见的供给只有不到5000名”。
国内每年考GMAT的人才几千个，太少太少，郑渝生教授感慨道，“我们需要让整个社会都了解管理教育：优秀商学院能够对个人、企业、社会三方面实现增值。”
商学院在国内的发展尚处起步阶段，稀缺资源还远不能惠及大众。长江商学院在每年初秋完成MBA招生，2008年入学人数大约60名。2009年计划扩招，由一个班扩展至两个小班，共约90人。郑渝生教授介绍说，“2009年扩招，社会的需要是非常重要的考虑因素，而开设两个班也会使我们可以提供更多的选修课安排，增强和丰富学生的学习体验。”
教授都要“土鳖化”
长江商学院拒绝简单的“空运”海外教授，而是积累自己的教授资源、不断优化课程设置。
这方面的投入甚至“不怎么考虑成本”，郑渝生教授坦言，“只要把事情做好就行。”长江引进人文教育，从全世界引进最优秀的教授，不但要求他们引进西方最先进的管理理论，还要求能结合中国的国情开展教学。
长江对教授明确提出要求：“海归”教授都要有一个“土鳖化”过程。对这一要求，郑渝生教授积极践行。商业知识与经济领域活跃的生命力交融，才能让人激动、兴奋。就在采访前日，郑教授刚刚从温州的企业调研归来，隔天深夜还饶有兴致地看“头脑风暴”电视节目。“企业实地调研，看电视，阅读，这些都在把我‘土鳖化’。”
在沃顿商学院执教期间，郑渝生教授为多家公司担任咨询顾问工作，回国后主要做调研，从而发现一些普遍性的问题。
如郑教授所言，“不在中国，搭不到这个脉。”中国经济的发展已经一次次打破了专家的预言，这是海外华人教授汇聚到长江商学院的重要驱动力。
学以致用，教有所乐，还有什么比感受到“被需要”更让人愉悦呢？
民营企业的生命力、企业家的学习能力、创业者的激情，这些因素促使整个社会对管理学产生前所未有的兴趣和需求。郑渝生教授说，“我可以负责任地告诉你，很多创业有成的人在长江很快接受了先进的理念，进而把事业做得更好。”
郑渝生教授专注供应链管理研究，而在中国制造业升级的大背景下，优势企业不再是制造的成功，更多体现为管理的成功。
“海归”教授郑渝生是被文革耽误的一代，1968年从复旦大学数学专业毕业后，到了湖北大冶，当过矿工，坐过办公室，10年后重返课堂。1979年，上海交通大学和浙江大学合办了一个管理学硕士班，郑渝生是浙江大学的10名学生之一。上世纪80年代初赴美留学，1985年、1987年在哥伦比亚大学相继获得硕士、博士学位。
不同的时代为年轻人呈现不同的发展道路，郑渝生教授感叹现在的年轻人选择太多，甚至多的感到无所适从，MBA在毕业的时候更是如此。“作为长者，我们长江一向提倡毕业生承担社会责任在先，奉献在先，回报在后。财务的回报只是事业发展后的副产品。”
“全球新一代商学院”是长江对自己的定位。郑教授最后讲道，“长江不是跟在后面追赶，而是能提供美国商学院不具备的东西。当全世界都知道有关中国的‘生意经’到哪里去学，首选是长江，有这个地位，我们就实现了从另外一个角度的超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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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编：金文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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