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 苏岭 实习生 于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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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篇 万里寻子记

　　有一个男孩：虎头圆脸，大眼睛，壮实，笑时会露出一口整齐的牙齿，连带左脸上细长的抓痕也显得可爱，现在却成了10000副扑克牌上的“方块A”和“黑桃A”。

　　他叫戴特株，小名“特特”，1999年5月出生于湖南省怀化市，属虎。

　　家中长辈视他为掌上明珠，但他只是中国一个普通城市里普通家庭的小男孩。之所以提他，是因为5岁那一年，他在自家门前突然失踪了。

　　特特再也没有回来，戴家的命运从此改变。一家人天各一方，父亲戴宏科和母亲王丽玫去了江西永兴县料理铁矿粉加工厂的生意；奶奶李丽华在自责和众人的责备声中度过了一年，精神恍惚，最后去了在昆明的女儿家休养；爷爷戴子初性子执拗，他宣布：“我这一生不做事了，到死专找孩子。”

　　两年间，戴子初走遍大半个中国，行程上万里，尝尽世态炎凉，成为中国数千个寻找失踪孩子家庭中的一员。

　　中国每年记录在案的失踪儿童数以千计。绝大多数家长不认为孩子是自己走失的，他们怀疑被人骗拐。尽管他们施尽浑身解数，儿童被解救回来的速度仍远不及失踪的速度。

　　“寻子扑克”是一些家长绝望下的尝试。2003年的伊拉克战争中，美军曾通过扑克牌通缉萨达姆的部属，两年后，一个叫沈浩的安徽滁州人从中获得了灵感，开始寻访失踪儿童家庭。2006年8月1日，第一批10000副“寻子扑克”运抵沈家。

　　26个家庭的27个孩子，率先成为这副暗红色、印着“寻”字扑克牌中的“A”到“K”，每个家庭为此付出了600元的费用。

　　他们只有一个愿望：希望寻子扑克能够流传到收买儿童量大的偏远贫困地区，从而带出被拐卖儿童的信息，解救更多的孩子。

　　初踏寻找路

　　戴特株的失踪来得突然。

　　2004年3月23日下午5点半，写完作业的特特自行下楼去玩。往常，奶奶李丽华都会准时在6点半下楼接回孙子，但这一天，她忙着辅导比特特大三岁的孙女戴明珠写作业，没有立即下楼。

　　戴家位于怀化市嫩溪垅街口不远处，距怀化火车站不足百米，此处街贩走卒云集，戴家在附近则拥有多处物业。晚上七点半，一个租了戴家商铺的人到三楼的戴家打水，对李丽华说：“特特在下面蹲着哭呢，好像跟小朋友翻纸牌输了。”李丽华当时并未在意。

　　然而，半小时过后，当李丽华下楼去接孙子时，特特已经影踪全无。

　　一家人顿时乱了套。在长沙的戴子初当即包了辆出租车赶回怀化，通知家人赶紧报案。所有的怀化亲威开始了满城寻找。但这天晚上，戴家一无所获。

　　第二天一早，戴家兵分三路：一路前往怀化电台，连播两天的寻人消息，每天播15次；一路到电视台和报社，刊登寻人启事；还有一路去打印悬赏10万元的寻人启事，印出后再分头前往火车站、汽车站和市交通要道散发。

　　所有人都心情阴郁。戴子初说，那时他“一跟人说话，眼泪就会流出来”。

　　晚上12点，他们又到了怀化市鹤城区派出所。前一天晚上他们已经报过案，但因为那时离特特丢失还不足24小时，警方不能立案；如今，24小时已过。

　　做笔录的警员发问：“走失？拐卖？他杀还是绑架？”

　　戴子初流着泪说：“可能是拐卖。”

　　“拐卖的话，你要拿出证据，绑架也是这样。如果是他杀，那你要找到尸骨。”

　　最终，派出所还是没有立案。

　　戴家人只好耐着性子回家等待，等待有人听到戴家寻人的消息后提供线索。

　　两三天后，果然有人来电话了。

　　“我看见一个小孩被一个女人抱走了。”有人说，并形容了那个女人的模样。

　　“我看见你的小孩被放到一个车上。”有人描述了一番车子的形状。

　　又有人十分肯定，见到的就是戴家的特特。

　　每条线索戴家都闻风而去，却徒劳而返。

　　愁云笼罩了整个戴家。那些天，王丽玫躺倒在床，不吃不喝也不说话。戴宏科已经六神无主。能够拿主意的只剩下戴子初。

　　“两三天工夫特特肯定被带远，光在怀化发寻人启事显然不行。”戴子初考虑着下一步方案，决定扩大寻找范围。

　　他们给28个省区下辖的所有市、县公安局刑侦大队发去了装有两份寻人启事的信函，请求他们协查。2800多封信，从查实地址、邮编到装订，戴家人和另外3个亲戚花了一个星期，去邮局邮寄时拉了好几板车。

　　戴子初后来只收到了3封回复。一封来自湖北，两封来自湖南，说当地有人买了小孩。他们打电话去了解，但都不是特特。

　　全国大拉网

　　特特在哪儿？是被卖给别家收养了吗？养父母对他好还是不好？他有没有哭闹？还能记得亲人吗？……特特失踪后，戴家人愁肠千结，牵挂特特的安危。

　　谁都不愿做最坏的打算――特特已经不在人世。

　　在特特失踪23天之后，2004年4月16日，戴家发动了一场声势更为浩大的寻人攻势。

　　戴子初组织了4组共16人的寻人小组，分别由李丽华、儿子戴宏科、自己的叔伯兄弟和他们的妻子领队，分赴福建、浙江、广东、海南、江西、安徽、湖南和湖北等地，负责在省会城市、大的市县火车站、长途汽车站散发寻人启事。他自己则负责举报人的异地线索查证。一个在长沙的朋友帮忙负责后勤。除领队是自家人外，其他成员皆外聘而来，包食宿行费用，并按日付给三四十元钱的工资。

　　更多的报料电话打了进来，有人还自称人贩子或认识人贩子。不过，接听多了，戴子初大致摸出了规律。多数人会在电话中这样说：“我没钱打电话了，你汇100元话费过来。”一开始，戴子初总会及时汇钱过去，接着第二个电话来了：“在某某路的桥上等，过来后小孩可以送过来，不过要给几个路费钱。”

　　戴子初于是要求和小孩说话。一开始，打来电话的人总说好，但片刻之后就换了说词，说因为生疏了，孩子不肯讲话。

　　戴子初学会了应对：第一要先看照片；第二索要电话，尽可能核查来电人的身份，确定真实性；第三要求去派出所看孩子。但类似的骗局，此后他还是经历了80多次。

　　去派出所看孩子，有时也会麻烦不断。戴子初说，在他走过的某些偏僻之地，经常钱给了，烟也送了，孩子还是看不到，因为派出所要通过村里的书记。可是有时今天书记不在家，明日派出所说要开会，等真正腾出时间带去见小孩时，小孩已经不见。后来有人偷偷告诉他，一个小时前小孩还在家里。

　　失财也在所难免。戴子初掉过两部手机，都是举报人跟他同宿时趁机拿走的。最奇的一次是在河南驻马店。一个长相和穿着都还不错的年轻女子从长沙经洛阳，一路跟他到驻马店。相安无事四个晚上之后，戴子初被窃1000多元。至今他想起此事仍觉蹊跷：那女子看起来像个正经人，跟了那么久就图1000多元？

　　短短两年的寻找中，戴子初见识了形形色色的人，有人趁火打劫，有人落井下石，当然也不乏慷慨热忱之人。

　　湖南某地派出所有人打电话说，听闻邻县有户人家在武汉当军官的哥哥，花5000元给弟弟买了一个5岁男孩。他当即联络涉地派出所，对方马上派人去核实，确认了有这样一名男孩。戴子初迅速赶往当地，当地派出所所长亲自开车随行。村子在山里面，警员们跟着他徒步翻山两小时。

　　但是，不立案给他带来了相当大的麻烦。戴子初曾接到举报，说只要通过一个电话号码找到一个人，就能找到孩子。三个举报人分别从广东、安徽、河南三地打来电话，口音不一样，说的却是同一个地点、同一个人。

　　戴子初查实确有这个地点、也试打过这个电话号码，确实有人接听。

　　怕惊动对方，戴子初写报告，到涉事地湖南株州市公安局，请他们帮助协查。见他抱着一大堆资料前来，领导动了恻隐之心，开会研究2小时后决定帮查。一个工作人员问他：“立案了没有？”戴子初答复说没有。“没有立案我们不能协查。要怀化市公安局来人。”对方说。戴子初于是折回老家，请求怀化市公安局派人，但公安局回答说，没有立案不能出警。

　　儿童失踪，只有立了案的才最终有可能被解救。但因各种原因――无指向、无有效线索、无证据、不清楚案件性质不予立案的失踪儿童仍然占了相当大的比重。戴家只是其中之一；江西九江人余小锐之子余冠雄失踪6年也至今未被立案。一些家庭因此猜测，不立案是因为这样的案子难破，公安部门怕影响破案率。

　　几次遭遇之后，戴子初知道自己不能再陷入这个怪圈。他再不敢轻易找派出所，决定用生意人的方式解决问题。

　　“我和举报人一起秘访，尽量接近孩子。秘访不成，再找派出所。”他说。

　　两年的寻访过程中，戴子初已经了解到，福建、广东和河南一些偏僻乡村里，经常会有人收买儿童。当然，大多都是男童，买去“养儿防老”。但当地很少有人举报或提供线索。有一次，一个举报人告诉戴子初，那个被他举报收养男孩的家庭，事后打电话骂他，威胁他。

　　不光如此，外地人还没走近村子，村里人便知道了这一信息，于是纷纷将收买来的孩子藏起。

　　“几千年存留下来的封建观念和乡村陋习，为拐卖孩子的犯罪行为提供了犯罪的温床。”知名安全防范教育专家、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教授王大伟说。

　　2005年除夕，戴家团聚。面对一桌的饭菜，所有人面色沉重，默不出声。门外鞭炮突然炸响，王丽玫猛地哭了起来，跑回自己的房间。其余的人再也忍不住，涕泪纵横。

　　寻人小组于2004年4月16日出发，一直跑到2005年春节前；节后再次出发，2006年5月初回到怀化，又寻找了两个月方才收兵，跑遍了长江、淮河以南的所有南方省份，以及河北、山东、陕西三省。

　　戴特株依然似泥牛入海，踪迹全无。而他的亲人们，到了崩溃的边缘。

　　自责没有照看好孙子的李丽华渐渐出现了精神病的倾向；戴子初的饮食起居已经完全混乱，他常常十七八个小时不睡觉，说了上句想不起下句。“以前喜欢乐观(热闹的意思)，现在喜欢静坐。”

　　戴子初常想，自己与特特的距离是否曾经只有几步之遥？一想及此，他心中更添一份难过。

　　戴子初后来估算，一条看人线索的开销大约两三千元，包括：来回路费1000多元，请派出所吃饭几百元，感情费1个警察200元(两个警察400元，以此类推)、村干部100元，举报人辛苦费一二百元，通常给这些人发五至六包“芙蓉王”香烟，每包20多元。

　　两年多的寻找，戴家已经花费了40多万元。其中，发放出去的500万份寻人启事的开支就高达28万元。原本殷实的家底渐空。

　　下一步呢？“就是卖房也得找下去。”戴子初说。

　　自发的寻子联盟

　　在最初找寻之时，戴子初只是关心他的特特，因此每当确定不是，他转身就走；但渐渐地，他的脚步放慢了。

　　这两年，他尝尽辛酸和世态炎凉，深有感触，也越发同情起那些与特特有同样不幸遭遇的孩子们。

　　他曾亲耳听广东省陆丰县某派出所所长说，那里一个村近四年买了400个孩子；在河北时，他也听说了有个县买进了100多名小孩。一次，在去河南的火车上，他还见到有对夫妇带着六个小孩，年龄大都在5至8岁间，彼此相貌却有颇多不似之处，凭直觉判断，那绝不可能是一家人。

　　“如果把全国失踪儿童家庭联合起来，大家互通信息，可能容易找到孩子。再说人多了，公安部门可能会更重视一些。”他暗想。

　　此时，戴子初尚不知贵州、云南和广东等省份已经自发形成了各自的寻子联盟。失踪儿童的家庭在找寻过程中认识，互通声气，到如今，大一些的联盟已联络了60多个家庭。

　　这些家庭彼此安慰，互相传授经验，也互相支持和鼓励。

　　自发形成的寻子联盟集中在云南、贵州、广东、河南四省。这些地区的寻子联盟联络人说，仅他们掌握的失踪儿童名单已有上千名。寻子联盟向本报发来了名单，至截稿前，其中593人已经电话核实。

　　戴子初后来听说了这些寻子联盟，专程跑了一趟和他们交流信息。和他一样，寻子联盟中的每一个家庭，都经历了报案、找媒体发布寻人消息、贴寻人启事、追踪每条线索，继而心力交瘁的过程。

　　戴子初稍感宽慰的是自家家底还算殷实，所以尽管花费数十万，尚能应付。但联盟里的许多家庭，生活已因此陷入困顿。

　　在贵州铜仁做服装生意的浙江台州人冯常平花费已经超过30万，在广东东莞横沥镇经商的河南人刘军花了10万，在东莞石龙镇市场卖肉的茂名人崔小兰10万，在深圳南山区南园百货商场经营床上用品的陈思勇花了10万，广东从化的李奕平花了5万元。冯常平和李奕平的孩子，现在都在“寻人扑克”上。

　　更多家庭虽然只花费了几千元，但那已是他们的全部积蓄。他们从农村进城务工，居住在大城市的城中村，以贵阳和昆明两个城市最为典型。

　　戴子初曾去过贵阳寻子联盟联络人王万军的家。孩子失踪后，王家耗尽钱财，家中以砍断的木桩做凳，“全部家当一个担子就能挑起”。原来“高高大大、标致(相貌好)”的王万军，在经历了6年找寻之后委靡得不成样子。

　　一个专业化的贩卖儿童网络

　　与各地寻子联盟初步沟通、交流之后汇总的信息让戴子初目瞪口呆。此前，他从未想过儿童贩卖已经成为如此严重的社会问题。

　　从寻子联盟初步了解到的情况来看，儿童成批失踪案正在大幅上升，并出现了由南向北的扩散趋势。南方的贵州、云南、四川、广东成为儿童失踪的主要地区；福建的晋江、莆田，广东的潮汕地区和海陆丰地区，河南省，则成为失踪儿童的主要流入地。

　　一个职业化的拐卖儿童网络正在形成，甚至出现了对拐的现象――两地的人贩子将手中拐来的小孩集体互卖。在贵州，居然有一些家长卖掉了自己的骨肉！

　　王大伟教授认为，这一现象的出现与中国整体犯罪大环境基本一致。1978年开始，中国犯罪活动数量就开始有所上升，1983年开始出现“严打”，其中就包括拐卖儿童现象。而同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相比，如今的拐卖儿童现象还出现了一些新的趋势。

　　“拐卖儿童出现了区域化的倾向，甚至在这个地区形成了一种亚文化。比如在福建的一个小村庄，100多个人都在拐卖儿童，几乎成为这个村庄的风气了；罪犯以妇女为主，70%的作案人员都为女性。因为妇女带着儿童时不易被怀疑，而且她们经验丰富，懂得如何去控制孩子；专业化趋势也出现了。现在的人贩子懂得如何去哄骗孩子，不让其哭闹，懂得如何瞒住警方，躲过纠察。”王大伟说。

　　但一些失踪儿童的家长说，虽然警方对人贩子的打击力度大，有时却未必能解救出孩子。人贩子抓了，判了刑，也搞清了孩子被卖后的姓名和地址，但孩子还是可能回不了家。贵州兴义的周宪忠说，拐走他儿子的人贩子曾经交待小孩在福建莆田某地，但5年过去，至今仍不能返家。时间一长，不是无头案也可能被拖成“无头案”。

　　更多的场所正在成为新的危险地带。火车站、商场、市场、公园仍然是主要的儿童失踪场所，但有越来越多的孩子在自家门口或自家门面店门口、小学或幼儿园门口失踪。不管是农村还是城市的儿童，都成为人贩子的寻觅对象。

　　听闻这些之后，戴子初陡生绝望。特特就像大海中的一滴水，单凭一己之力，能有结果吗？

　　寻子联盟VS人贩子

　　一头是不惜铤而走险的人贩子，一头是各地的失踪儿童家庭和寻子联盟，一场拐卖与解救间的较量，在日益猖獗的人口贩卖现象下开始了。

　　寻子联盟以集体的力量寻求外界帮助，主动找媒体报道、到北京上访，以引起政府对儿童失踪案的高度重视。但他们心里更清楚，自身力量毕竟有限，要解救孩子，最终仍要借助警方的力量。

　　警方解救孩子是通过人贩子提供的线索进行，寻子联盟开始利用各自关系接触人贩子。

　　他们通过一个朋友假称手里有“货”(人贩子对被拐带孩子的称呼)，接近一个人贩子并搞到了他的一本电话号码本，里面记录了六个省40多人的手机号码。寻子联盟分头试打电话，发现都确有其人。其中，“四妹”、“老三”、“老四”、“燕妈”、“何妹”、“刘妹”显示多次，“四妹”和“小燕”甚至有多个地点的号码。

　　寻子联盟分析，那些反复出现的人出现一次可能就是搞了一批小孩；“四妹”和“小燕”似乎是联络点。秘访后他们发现，这些人都是收买一条线，有人还曾因贩卖孩子被判刑。

　　这些电话号码，戴子初用信签纸一一记录下来，每栏1个记满了8页。原始电话号码本被寻子联盟仔细收藏了起来，留作日后的寻子线索。

　　就在这当口，戴子初接到一条信息：河南林州市东窑镇上庄村7组一次买进了5个男孩，由村里在外跑出租车的王义增和王建林送进村。王书林、赵广增、王华兴、王树光、王朝炯各买一个，其中王书林是村会计。他马上转给东莞寻子联盟。联络人刘军老家在河南，便让父亲前去查证，确有其事，只是孩子都没见到。

　　一些幸运的孩子就在寻子联盟与警方的通力合作下被安全解救回来。

　　总体趋势：儿童成批失踪现象，已呈现由南往北扩散趋势贵州-云南-四川、湖南、广东、广西等南方省份-湖北、安徽、河南、北京、新疆等北方省份

　　1995年至2005年10月共解救被拐卖儿童98名，从破案情况看，拐卖儿童犯罪活动呈上升势头，1995年至1997年，平均每年以48%的速度增长

　　1996年至2005年8月，全省共立拐卖儿童案件407起，被拐卖儿童439名，其中男性315名，占80%

　　1997年至2005年10月，全市共发生拐卖儿童案件118起，被拐卖儿童124名。2005年1月至8月，全市共发现被拐卖儿童53名，与去年同期发现被拐卖儿童数20相比，上升1.5倍

　　1995年至1998年上半年，共解救本省被拐出的儿童245名，解救外省被拐入的儿童834名，拐出与拐入比例为1：3.4

　　1997年各地公安机关共接报儿童失踪案件54起，比前三年总数的51起还多3起。其中，半数以上的报警案件属于儿童被拐骗、盗卖案

　　自1993年以来，全省共报失踪儿童487名，仅遵义市红花岗区近年共有100名儿童失踪。遵义地区1993年至1996年共立盗抢、绑架儿童案件526起，立案数逐年上升。

　　截至2004年8月18日，昆明仍有200余名儿童下落不明；鲁甸县每年有数十名婴幼儿被人贩子拐卖至福建、山东、广东、广西等地。

　　广东揭西人林舜明是东莞寻子联盟的发起人，其子林杰涛2004年4月1日失踪。孩子失踪后几天，林舜明便接到一个电话，说孩子被两个人拐走，自己曾跟他们一起混，后来发生了矛盾，因为身上没钱，如果林舜明能给几百元，就告知这些人经常在何处活动。林舜明立刻报了案，然后跟举报者相约见面，给了400元后，举报人说了地址和两个人名。派出所抓走此人，后对林舜明说信息不实。其间几经反复，10个月后，警方还是循此两人的线索找回林杰涛。

　　每年会有多少孩子被解救回来？一份来自中国儿童安全网的数据表明，1996年，全国共解救儿童1563名，1997年解救儿童1299名，1998年1至9月解救儿童1015名。但这份报告同时指出，拐卖儿童犯罪的情况仍很猖獗。

　　中国政法大学刑事司法学院院长曲新久说，中国目前尚不具备建立类似美国“安珀预警机制”系统的能力，但他认为，火车站和汽车站的联防非常重要。“孩子都是通过汽车和火车运输出去，这些渠道的警察和乘警执勤时，对带小孩子的人群多看一眼，多盘查一句，可能就能堵截一些。”

　　孩子到底怎样才能回家？2006年8月16日，戴子初以虚拟的全国打拐办副主任的身份总结了四点：进行全国拐卖人口普查；登记各地非父母所生孩子资料，汇总到全国打拐办；严厉打击买卖双方，买方也要正法；严格查办落户问题。

　　寻子扑克

　　几乎每天都有孩子被解救回来，但也有同样多甚至更多的孩子在丢失。

　　不管其他家庭成员的想法如何，戴子初不改初衷。只有找到特特，那长期空置、满是灰尘的房子才能重新焕发生气。

　　但是，特特的失踪至今仍未立案，戴子初只能通过生意人的方式继续进行寻找。

　　眼看着希望越来越渺茫，于是，2006年3月，当沈浩带着印制“寻子扑克”的想法找上门来时，戴子初毫不犹豫地签了协议。

　　“500万份的寻子启事都印了，10000副扑克算什么？只要有一线希望，我都不会放弃。”他说。之后，他又把沈浩推荐给了寻子联盟。

　　38岁的沈浩从不打牌，不过，这并不妨碍他从扑克牌上寻找想法。

　　沈浩早在2001年便建立了一家寻人网站。2005年10月下旬，他接受了一个替人寻找亲生父母的委托，在从武汉返回滁州的火车上，他看到有人打扑克，不由眼前一亮：2003年的伊拉克战争中，美军曾用扑克牌通缉他们要抓捕的战犯；相较网络，扑克更易将信息传递到边远、贫穷的地方。

　　2004年，单只新疆阿克苏地区就有400个孩子被拐骗，需要的家庭肯定很多，凑齐52张扑克牌应该不难。

　　2006年3月，沈浩专门到贵州、云南、广东、江西和湖南等儿童丢失大省跑了一个半月，结果一圈下来只征集到8个家庭。南昌的一个家长一开始热情接待他，然而，沈浩一提出要收600元的费用，那人转身便走；同样在贵阳和昆明，每次都有几十人围过来，但一提钱，马上散去。

　　丢失了孩子的家长见识过各种各样的骗术，沈浩被当成了骗子。

　　沈浩说，他早有了心理准备。他与江苏徐州“联合寻人网”的刘志德为制作寻人扑克，从去年底开始整整策划了4个月，考虑到了每个细节，包括可能遭遇的非议、心理承受，甚至是面对失子家长时要说的话――第一句说什么，接下去的每一句又要说些什么。

　　寻子扑克是宁波三A集团出资免费付印的，也因此，沈浩对失踪儿童家长收取费用引来了相当大的争议。但一些表示认可的人士说，这一做法应该比无偿的志愿行为更能持久。

　　寻子扑克最终收录了26个家庭的27名孩子。不过，戴子初倒有些后悔当初的推荐。寻子联盟中参与的家长接到扑克后，都打电话给他，不满扑克上留的联系人是沈浩和刘志勇。“最关心的只能是家长，我们24小时都开机。他们总有各种各样的事，万一有价值的电话打来，被耽搁了？”家长们说。

　　但沈浩认为，自己是按当初签署的协议格式执行。

　　不过，这10000副扑克并未进入流通市场，沈浩也还未考虑如何将让它传到偏远的地区。一部分寻子扑克被寄给了参与的家长、各地的媒体，全国失踪人群爱心大搜索活动，而大部分至今仍存放在沈浩家中。

　　不过，上了网的“寻子扑克”还是有些效果。有网友发现“红桃8”上的一个男孩(李继阳和李元胡)极像河北邢台威县某村收养的男孩郭某某，沈浩通知了家长李健。南京市民李敏的儿子李宗宇(方块8)像被淮北某人收买，有其手机号码，沈浩也转给了李敏。这两个案子，警方目前正在核实中。

　　对李敏一家来说，这是一个好消息。2006年5月13日，她两岁半的儿子李宗宇在自家小区五福家园内失踪。当晚，李敏和丈夫在南京市内四处张贴寻人启事，但第二天他们发现全被当做牛皮癣广告给撕了。再贴，再被撕。反复多次。

　　“在中国，丢了一个小孩就跟丢一个小狗一样。我心里好难过，也替孩子难过。我对不起孩子。”8月11日晚，面对记者的采访，一直沉默的李有祥突然失声痛哭，交握的双手紧紧拳着。

　　他清楚记得那时正值网络虐猫事件热炒，在南京主要交通要道和人行隧道口都张贴着“保护动物”的宣传启事。

　　“小时候大人拿拐佬子(南京方言)来吓唬我。但我长这么大，周围只有死的，没有哪个是被拐佬子带走的。”李敏想不通，现在的南京怎么会有拐佬子。孩子会不会被卖为乞讨工具？她想问又不敢问。

　　儿子失踪之后，李敏说她看透了人性，而他们夫妻间也几乎闹出一场感情危机。后来，李敏和李有祥带了些随身物品，从家里搬了出来，在邻近地区找了间月租100多元的大杂院民房住下，李敏说不敢回家。

　　奔波快一年的李奕平虽然印了扑克，但已经心生无奈，指望孩子大了后知道自己的身世，能去网上找资料，然后自己回来。

　　“我不信这辈子找不回特特”

　　丢的孩子找不回来，又有孩子陆续失踪。

　　北京的曹秀英不愿再提及往事。她的儿子1984年在太原某公园内失踪，时年3岁。她找了20多年，“说一次，伤心一次”，已经精疲力尽。后来她生了个女儿，如今19岁，正上大学二年级。

　　李敏夫妇急待公安部门消息之时，另一对南京夫妇卞其勇和薛兰青的苦日子才起头。7月27日，拐佬子出现在南京夫子庙内的依迪地下时尚广场，他们两岁的儿子卞宇涵在自家开的“青青时尚小屋”门前失踪。之后，卞其勇连续7天没吃饭，8天没睡觉。8月3日早上8点在夫子庙派出所门口，他晕倒在地。

　　闻讯后，李敏打电话给卞其勇，安慰并传授自己的经验，提出保持联络，互相支持，直到找回孩子。

　　8月8日，广东东莞电视台发布一则大朗镇新失踪儿童的寻人启事，这是8月份大朗镇发生的第4起；8月22日，李启方则在昆明街头看到又新贴出了两张寻人启事。

　　“我会继续寻找。明年我要向全国所有的小学写信找特特。还找不到的话，过六年，我向全国所有的中学写信。我不信这辈子找不回特特。”戴子初说。

　　2006年8月16日，今年春节后就一直出门在外的戴子初首次回到怀化的家。一个黑色的公文皮包片刻不离他身：里面装着寻人资料和6本巴掌大小的日记本，其中4本日记本已经记满。自特特失踪的第二天起，他就坚持将每天接到的电话和经历记录下来。包里另外还装了一套单衣。

　　那是他长年出门在外寻找特特的全部行当。

责编：刘子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