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财经日报 记者马晓华发自北京

　　这是一项“中国之最”：一位老人在哈尔滨某医院住院66天，住院费用139.7万元，平均每天2万多元。而病人家属又在医生建议下，自己花钱买了400多万元的药品交给医院，作为抢救急用，合计耗资达550万元。

　　但几百万元的花费没能挽回老人的生命。今年8月6日，老人因抢救无效在医院病逝。

　　这位花费了巨额医疗费用的老人名叫翁文辉，生前是哈尔滨市一所中学的离休教师。一年前，74岁的翁文辉被诊断患上了恶性淋巴瘤。因为化疗引起多脏器功能衰竭，今年6月1日，他被送进了哈尔滨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下称“二附院”）的心外科重症监护室。

　　出于对巨额费用的不解，患者家属先后写了100多封举报信投递给相关部门。11月下旬，中纪委、中纪委驻卫生部纪检组、监察部驻卫生部监察局联手组成调查组，赴哈尔滨对此事进行调查。

　　“二附院被调查的人员今晚离开北京，现在中纪委调查组的人已把核实过的相关资料拿走了。”患者翁文辉的长子翁强昨日告诉《第一财经日报》。

　　为了父亲的生命，钱，似乎不是最为重要的事情，但是67天花费500多万元,却让翁强感到纳闷。

　　“66天共有3025份化验单，我手中有一叠的调查报告，但是其中只有35份是合格的。”翁强气愤地说，“7月25日和8月1日,这两天每天的输液量将近一吨，7月25日输了 78604ml，合1572.08 斤，8 月1 日输了69307ml，合1386.14 斤，如果是正常的人，输液也能输死，更何况一个病人，谁的心功能有这样好？”

　　二附院一位医生对此表示，从血液治疗的角度看，无法判断这些输液量是否超量。

　　翁强还告诉记者，他父亲住院期间，“66天做了588次血糖分析，299次肾功能检查,平均每天4.5次,而且每天都乘4，我不知道这个4倍是什么意思？66天做了血气分析379次，化验血糖输液1692次，输血968次……”

　　记者在翁文辉的“住院病人费用明细单”上发现，恶性淋巴瘤病症禁用药物“尊怡”每天都有使用记录。

　　“最让我弄不明白的是我父亲在8月6日去世，但是8月8日还在做痰培养的检验。”翁强表示，“我父亲住院66天，医院收了88天的钱，而且到了8月15日结账时，预交款剩余的8万元成了零。”

　　对于患者家属强烈质疑药费和化验费，二附院调查组于9月下旬向患者家属递交了一份初步调查报告。调查报告显示，在用药方面，医院不是多收了就是漏收了，没有一份收费单据合格；化验方面，收费单比报告单多出128次，2119份病房化验报告单中，合格的只有35份。

　　公安部介入调查医院账户被封

　　本报记者马晓华发自北京

　　哈尔滨“550万天价医药费”事件又有新进展，公安部日前已介入调查。

　　公安部专案组一位官员昨日在答复《第一财经日报》的咨询时表示：“只要是涉及到案件的责任时，公安部就会介入。”

　　死者家属告诉记者，此次调查涉及到哈尔滨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下称“二附院”）的院长、诊疗小组人员以及死者家属，目前专案组有关人员已经与死者家属接触，并取走了一批资料。

　　二附院一位内部人士告诉记者：“现在医院的账户已经封了，职工的工资、奖金都发不出来。来医院看病的患者也特别少。”

　　5张病历6种字体

　　“这件事我真的不想再说了，毕竟我的父亲已经去世了，每说一次，我都会痛苦一次。”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死者家属仍沉浸在悲痛中。他对记者表示，看到医院、医生，这个让每个人都敬重的地方和人，却是如此对待病人，他非常气愤，“我不想让其他人再受到这样的欺诈。”

　　死者家属给记者出示了一个箱子，里面盛满了各种单据：“这些都是证据。但是有些东西还不全，比如病历，我们只有5天的。这还是要过来的，其他61天的记录都没有。”

　　死者家属告诉记者，他们几经周折，才从医院要到了从6月1日到6月5日的病历记录。在仅有的5天记录上，却发现诸多伪造的痕迹。

　　“从时间到字迹到内容，都是接不上的。”死者家属说，“病历上连治疗方案都没有，不知道是怎么监护的。”

　　病历为规范的文案，是病人治疗和抢救的佐证，不允许有任何涂改、伪造，必须保证病历和治疗过程的完整、及时、准确。而记者却在这5张病历上看到6种字体。

　　死者家属表示，连王雪原医生（翁文辉的主治医生）本人也证实了这些病历非其本人签名所开，王雪原对此也不知情。

　　账单之误

　　死者家属还给记者出示了两份收费单，一份是交费时的白单，一份是结账时的蓝单。但在这两份单子上，就凭空多出许多没有项目的费用，即使同一天的收费单，白单和蓝单都是不同的数字金额：

　　2005年7月25日，收费单经核算显示输入液体43464ml，而特护记录单实际显示输入液量5925ml；

　　2005年7月30日，收费单经核算显示输入液体40092ml，而特护记录单实际显示输入液量11075ml；

　　2005年6月7日，收费单显示查血气分析28次，而特护记录单实际显示仅有14次……

　　另据介绍，死者在二附院重症监护室（ICU）住院期间，死者家属根据ICU主任的通知，在66天内从国内外共计买回药品价值达400多万元，每次将药品都交于ICU主任和其他指定医护人员，大部分药品ICU都出具了手续。

　　死者家属提供的交给ICU的部分药品清单显示：2005年6月13日,医嘱上写着66支沐舒坦,实际领走了132支，其中66支不知去向；6月9日，医嘱写74支，实际领走90支，16支不见了。也就是说，在这两天里，二附院给病人用了140支沐舒坦治疗，实际却领走了 212 支。

　　另外，在6月3日，二附院给病人使用白蛋白5支，却收了10支的费用；万古霉素医嘱使用2支，收取了4支的费用；日达仙用3个，却收取了10个的金额。

　　联合调查组全方位调查“天价医药费”事件

　　本报记者马晓华发自北京

　　中纪委、中纪委驻卫生部纪检组、监察部驻卫生部监察局联手组成的调查组,对哈尔滨“550万天价医药费”事件的调查,正在不断深入并向全方位展开，从患者家属、医院直到卫生厅。

　　与这一全方位调查相呼应的,是广大群众和医疗工作者对医院和医疗系统服务患者的系统性反思。

　　本报接到北京市的一位患者家属的电话：“我的夫人先是在北京某医院住院，由于病情的需要，转院了。明明是当天下午5点转的院，但是吸氧却吸到第二天的上午10点。虽然钱不多，但是这样的行为如果每天每个病人身上都会发生，这笔账却是可观的。”

　　但从事医疗卫生行业的人士似乎也有着自己的苦恼。“谁又来为医生说话？无论医生、护士、患者，还是政府官员都在要求医疗制度改革。但是，实际上却是不成功的。”一位医生直言不讳地在网络上发表了自己的意见。

　　这位医生接着写道：“如果你来哈尔滨医科大学二院看看，你就知道这里的设备和条件是多么的好；同样，这些年来（医院所取得）的成果也是有目共睹的。我们也承认，医院应该有着它自己的本来面目，即具有福利性质。但福利性质是要有坚强的国家支持为后盾的。可以这样说，现在医院最先进的移植技术就是几代医护人员坚持不懈的努力所换来的。”

　　“难道人不应该体现自己的价值吗？每天外科医生要站在手术台上几个或者十几个小时，就连回家吃饭都要提心吊胆；晚年，会有腰间盘突出、颈椎病、心脏病、脑血管疾病。但价值体现呢？医生护士的基本工资仅仅是1000元/月左右！”这位医生明显是感触良多，“你相信一个救死扶伤、一个在刀尖上舞蹈的人经济价值就这样可怜吗？如果没有奖金及红包的收入，又能吃什么？我相信现在就连一般的工人都可以赚到1000元/月的工资而他们不用读专业6年以上，不用每天精神高度紧张。”

　　但相比之下,患者的怨言更多。一封患者家属来信反映,唐山市丰润区西欢坨村的患者吴某某，2005年8月30日在唐山某医院就医，因为误诊耽误了治疗时机而死亡，患者家属最后才知道，不但管床人员没有注册职业医师证书，而且全部参与治疗的护士均无注册证书，一起无证行医的事故就发生了。

　　而另一封来信则反映，发生在北京某女子医院的子宫消融术，子宫肌瘤没有被消除，肠子却腐烂了，最后把结肠切除了7厘米，但是当病人去医院要病例报告的时候，却被告知已经没有了。

　　CBN 记者对话CCTV 记者

　　“我们在和一个非常牢固的利益共同体较量”

　　本报记者马晓华发自北京

　　正当医改方向的讨论席卷全国之际，黑龙江哈尔滨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550万元医疗费事件”，无疑又给人们沉痛反思医疗制度改革，提供了新契机。《第一财经日报》日前对话最早揭开此番医疗“盘剥”的央视新闻调查记者

　　郭宇宽，感受其不为人知的艰难。

　　长达9天的实地调查

　　《第一财经日报》：作为“天价医疗费”的电视第一报道者，您当时的反应是什么？

　　郭宇宽：哈医大二院在业界非常有名，其心外科更是声誉显赫，当我们接到投入500多万元却把老爷子给“治死”的举报时，第一个反应就是“有没有搞错！”加上家属的情绪非常激动，大家都怀疑这则举报的真实性。直到有一天家属传来了部分收费清单的复印件，我们才感觉到问题的严重。为了避免带着简单的义愤作“缺席审判”，记者在哈尔滨进行了长达9天的实地调查。

　　《第一财经日报》：您首先采访的就是心外科ICU（重症监护室）科室主任于玲范？

　　郭宇宽：心外科ICU科室主任于玲范是患者家属控诉的焦点，黑龙江当地媒体曾高调宣传过此人。一开始记者只是扮做看望朋友在医院里暗访了一圈，见到的情景颇为混乱：不时有医托搭讪，有收药的，甚至有上访的，还有人在大堂见人就拜，求求谁能和医院说说好话，因为带的钱不够。在确认了心外ICU科室位置，并确认主任于玲范就在办公室以后，记者和摄制组敲门进去，自报家门，进行突击采访。

　　于玲范当时正在改一篇和别人联合署名的医学论文，桌上还有一摞某消费场所的赠券。一提翁文辉的名字她就紧张起来，对于记者的所有提问，她基本上反复用三种方式循环回答：第一，对于治疗不懂，医嘱都是北京请来的专家下的，我们只是执行；第二，这个情况太具体，我作为主任不管，你得问护士；第三，医院已经成立专门调查组进行调查，你可以问调查组。

　　《第一财经日报》：后来院方出面了没有？

　　郭宇宽：医院纪检委书记杨慧之后作为调查组组长接受了采访，但是她的态度更加强硬，她先是质疑记者的资格：“你们对医疗问题了解多少？”“你们受什么人的指使？”“我们这是一家为贫下中农服务的医院……”在记者的追问下，她郑重说出了院方调查组给这次医患纠纷的定性，第一，对于这位患者，在收费问题上，非但没有多收，而且经过核对少收了很多；第二，如果在收费中有错误，那是因为对这个病人“过于照顾”，所以破坏了管理制度，造成了混乱。而其他医疗方面的问题，她都解释不了。

　　《第一财经日报》：从他们的反应判断，这家医院似乎在“天价医疗”事件上有着不为人知的故事。否则，他们为何刻意回避。

　　郭宇宽：在采访中我们挖掘出了一些院方自相矛盾的解释地方，比如于玲范解释之所以有时候一天在账单上用血量达到一万多毫升，是因为血库用血紧张，所以经常一次取出几天的量。而输血科主任丁巾则一口咬定，绝不可能有这种情况；再比如对于一天之中输血94次，也就是输了94袋血制品,护士长郭晓霞最初说完全有可能，但是记者后来询问她输一袋血，最快要多长时间，她脱口而出：“以前最快半个小时输过一袋，再快病人心脏就受不了了。”但她刚说出口就意识到语失，记者追问：“假如24小时都用这种最快的速度，能输多少血？”她想了想说“没有算过”。

　　《第一财经日报》：我们从患者的病例上似乎也看不到治疗方案。

　　郭宇宽：这就是为什么说跟医院相比我们是一个弱势群体的原因。治疗方案或者病程记录，我们都要不出来，找医院，医院说都给家属了。家属也要不出来。即使后来又带着摄像机去拍去要，院方也是不给，说记录都给于主任要走了。

　　《第一财经日报》：院方之所以这样对待我们，就是看到我们反正找不到确实的证据。

　　郭宇宽：是的。院方自信地知道，你的所有怀疑只是一种怀疑，这就涉及到了ICU的特殊性，记者在调查中深感，ICU对于外部监督来说，是一个天然“黑箱”，ICU的功能是集中地使用维持生命的医疗技术，拥有各种措施支持广泛的器官功能不全。

　　这就造成了监督的缺失。首先，ICU的病人都丧失了行为和表达能力，喉管被切开，身上插满管子，手脚被绑在病床上，身上没有衣服，只盖床单，听凭医护人员的摆布。而病人的家属又不在身边，也不能探视，只能听护士转达病情。而用药过程也无法监督，究竟用了多少药输了多少血，都只有里边的人才知道。正如患者的家属说的：“就是他们虐待病人，我们也没有一点办法。”

　　记者曾见到用铅笔潦草地写着“天天挨打”、“我害怕”、“快带我回家”等字条，是患者在护士短暂离开的间隙给家属留的。可当记者询问患者家属，既然对ICU病房的工作人员已经不信任，为什么不投诉呢？富秀梅哭着说：“我们不敢呀，老伴的喉咙已经被割开了，离开呼吸机一步就是死，只能在那里，要是得罪了他们，老头要受更大的罪呀！我们只有变着法儿讨好他们，后来他们全科室吃饭我们家都包了，每天都给他们送饭。”

　　仍有正直的声音

　　《第一财经日报》：我看到你们的电视报道，后来患者的主治医生终于出来说话了。

　　郭宇宽：在这样的调查中你是能明确感觉到你在和一只看不见的手较量，这是一个非常牢固的利益共同体，整个系统会抱成一团用可怕的沉默和不合作来面对你。

　　就在这时管床医生王雪源进入了我们的视野，他给家属也留下了比较正直的印象。当记者联系到他时，他曾接到过于玲范的电话：“你现在站在人生的十字路上，说什么不说什么，要想清楚。”虽然答应接受记者的采访，但是可以感觉到他面临着极大的压力。最初他和院方一样含糊其辞，非常紧张，多次停下来喝水。在谈到做医生的原因时，那一刻他眼中闪烁着一种真诚的东西，我能够感到从那一刻起他在人生的十字路口上作出了选择，接下来的采访中，他可以说豁出去了，以一个当事人的身份，无论是输液输血剂量，还是外购药去向，都以亲身经历证实了我们的怀疑。

　　《第一财经日报》：新闻调查还采访了一个专家吧？

　　郭宇宽：结束哈医大的采访后，我们虽然有了自己的判断，但还是得采用专家的意见。我们多方联系，却没有一个ICU方面的专家愿意站出来说话。甚至北京一位参加过翁文辉病情会诊并收了30多万元出诊费（翁家儿子翁强事后透露）的某三甲医院的ICU主任，也不愿意评价。

　　直到联系上水利部总医院前副院长和前ICU主任马育光，他开玩笑说：“反正我退休了。”他不但从专业的角度解释了哈医大二院的收费和管理为什么不合理，还在账单中发现了一些新问题，比如ICU仪器的检测，就是监护仪的检测，根据规定，北京这个仪器收费是240元一天，可哈医大二院在收费中把它拆成四项，每项收一遍费用，这样每天就出来1248元。

　　在这起医疗事件中，我们发现问题实在太多了，多得连专家都觉得滑稽。用马育光的说法，一些错误太低级了，也太离谱了，可见他们胆大妄为到了何种程度。

　　我们在医院面前都是弱者

　　《第一财经日报》：我回北京见到了患者的儿子。他说的一句话，让我特别感慨：“我就是想知道一个真相！”其实，他是一个有钱的人，但即使再有钱，在医院面前似乎也很无奈。这就告诉我们一个事实：无论是穷人还是富人，我们其实在医院面前似乎都是弱者。

　　郭宇宽：患者大儿子翁强是一个开大奔、住别墅的“大款”，他曾经表态：“只要能治好我爸的病，花多少钱，我都乐意。”确实他调动了各方面的医疗资源，光北京的专家就请了好几十个去给他爸会诊。这让人感慨，在这个穷人看不起病的年代，一切医疗资源，包括那些被我们尊敬的著名大夫的服务都可以用钱买到。但更让人感慨的是，患者家属花了这么多钱，也买不到一些医护人员为病人着想的基本职业道德，翁强痛苦地反省：“要不是我有钱，我爸也不会受这个罪了。”《第一财经日报》：不过，让我欣慰的是，在接下来的采访过程中，我获悉中纪委、监察部、卫生部等各个部门组成了联合调查组，对该事件进行调查。可以看出，党和政府的反应是极其迅速的。而公众的网上评论更是如潮水般。个人感觉这次事件将对医疗卫生改革起到某种重要的影响作用。

　　郭宇宽：这个事情感觉有点像医疗界的一个“孙志刚案件”。为什么这么讲呢？是因为医疗事故在中国不是第一回。而翁文辉事件的奇怪就在于，它是第一次被披露，而且是以一个非常触目惊心的新闻事实被披露。

　　比如收容遣送制度，大家都觉得有问题，但是由于不透明，特别是涉及到监狱系统，我们记者无法调查，只能通过知情人透露。对于医疗事件也一样，大家都知道有问题，比如回扣等，都是大家知道的公开秘密，但是不能像解剖麻雀一样解剖。但是这次跟“孙志刚案件”也有不同的地方，就是专业性比较强。

　　天价医药费“吹哨人”当面开口

　　患者翁文辉的主治医生王雪原表示，事发7月末两支“克赛思”的离奇丢失

　　本报记者马晓华发自北京

　　作为“天价医药费”事件中的关键人物，患者翁文辉的主治医生王雪原一直处于风口浪尖。昨日，他接受《第一财经日报》专访时称，“（当事医院）在管理上存在很多漏洞，最主要的就是监管缺失。”

　　事发7月末

　　按照王雪原的说法，其实在决定说出真相之前，他对医院早已“有一些想法”。

　　6月1日这天，王雪原第一次接触到患者翁文辉。据他介绍，当时患者被诊断为恶性肿瘤，经过化疗后多发感染，“从各个系统来讲，出现严重的代谢性碱中毒、离子紊乱，低钾血等”。于是，患者被送到了ICU，因为ICU是提供生命支持的，先是救活，对血液、呼吸等各个系统进行处理。

　　“因为我是接触不到费用的，所以一直不知道患者花了多少钱。但是对于过重的治疗和过度检查，我较早就感觉到了。”王雪原说，“这个患者最初的治疗强度确实很大，但一直持续这样高强度的治疗是不恰当的。”

　　王雪原最早确信中间有问题，是在7月末。他回忆，7月末的某天，恰好是他本人值班，值班期间发现患者的自备药“克赛思”（音译）没有了。于是他给患者家属打电话。患者家属在电话里说：“不会啊，应该还有两支。”

　　“对于自备药，患者家属都知道每天用多少量。但是我去查，确实没有了。我回忆了一下，应该还有，当时就觉得出了问题，于是提醒了院心外科ICU主任于玲范，但是她没有在意。”

　　就是从这时开始，事件一步步放大，直至最终爆发。（相关文章见A2、A3）

　　监管缺失

　　王雪原已在哈尔滨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下称“哈医大二院”）工作了4年。在他看来，哈医大二院是一家实力非常强的医院，“但现在回过头来看，医院在管理上存在很多漏洞，最主要的就是监管缺失。”

　　王雪原认为，这种监管缺失主要体现在对医院高层、主任、护士长的管理权力的监管上。“医疗行业是一个非常特殊的行业，财务制度相当严密。但是在哈医大二院，护士长、主任这样没有财务资格的人，却每天都在进行着会计的工作。”

　　让王雪原不可理解的是哈医大二院对事件的调查。他回忆说：“医院成立调查组后，我在第一次谈话中讲了真话。之后，他们就不再找我调查了。我发现，整个调查都是于玲范主任在起主导作用。本应该是被调查对象的人却成了调查的主导者，这个是有问题的。”

　　更令他不能接受的，是医嘱上的签字并非他本人所签，“只有25％是我签的。”

　　“可怕的是出了问题还要掩盖”

　　“在决定接受媒体采访之前，我就有了这样一个心理准备。经过反复思考，我决定把事实说出来。”王雪原对记者表示。

　　自从接受媒体采访后，王雪原说他的同事们对他基本上有三种态度：第一种是支持，而且是非常支持。第二种说他是“汉奸”，是哈医大二院的“叛徒”。第三种是避之唯恐不及。而关于哈医大二院的态度，王雪原说：“他们不认同我说出真相的行为。但是我觉得，出现问题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出了问题还要掩盖。”

　　王雪原认为，自己现在所走的每一步都压力很大。而是否还能继续从事医生职业，“取决于自己还想不想”，“如果环境继续这样，我就会选择放弃。”

　　至于能不能留在哈医大二院工作，他说“现在还很难回答”。

　　“我的出发点很简单，即要对得起自己的良心。我希望能尽快给公众一个完整的真实情况，同时也希望能通过这件事情，来推动我国医疗卫生制度的进步。”王雪原最后说。

　　翁强自述哈医大二院问题

　　本报记者马晓华发自北京

　　昨日，就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二院（下称哈医大二院）天价医药费事件，患者家属的长子翁强向《第一财经日报》以及其他媒体同时公布了自己所掌握的证据和材料，并进一步透露了事件的前后经过。

　　再爆内情

　　“我依然记得父亲生前曾跟我说的一句话，让我很内疚。他说，‘我本来是哮喘，现在怎么搞成这样？’”翁强这样对记者回忆道。

　　根据翁强的回忆，在5月21日之前,父亲翁文辉的身体的各项检查都是符合化疗要求的，所以就从这一天开始进行了化疗。但在化疗的过程中，翁强曾提出要求哈医大二院心外科ICU主任于玲范把化疗药物中的阿霉素换掉，理由是这个药的毒副作用比较大。但最终没能换成。到了5月25日,翁文辉身体的各项指标都在下滑。

　　5月29日，院方要求翁文辉转入ICU，但是翁强有所保留。但是ICU主任于玲范表示高干病房没有任何的抢救措施，医院只有ICU有抢救措施。如果不搬入ICU，患者发生哮喘抢救不过来的话，医生不负责任，要求家属签订协议。于是，翁强买了一台呼吸机。

　　之后，翁强看到父亲的病情稍微有些好转，于是决定在5月31日下午4点40分回北京。但他刚刚到北京的当日，他就接到了家人的电话，时间是19点09分。电话说自己的父亲不行了,于是他又重新返回机场，直奔哈尔滨。当他到达哈尔滨的时候，展现在他眼前的一幅场景是：弟媳在烧纸，病房走廊里的两排座椅空荡荡的，没有一个医生和护士，而父亲的脸上已经被盖上了白布。

　　这个时候的翁强显然还不相信这是事实。他即刻找到一个曾经与自己有一面之交的中医大夫，让他帮忙给已经盖上白布的父亲插上了呼吸机。之后，翁强的父亲翁文辉竟然“复活”了。之后的6月1日11点58分，翁文辉住入了哈医大二院ICU病房。

　　同样是在这一天，翁强邀请了北京朝阳医院的院长王辰教授去哈尔滨会诊。

　　“他们并没有坐什么专机，谁也没有本事说坐专机马上就能坐上的。另外，不管是谁要我去国外买药，我都会买，为了父亲的生命，我不在乎钱。这个不重要的，重要的是我买的药去了哪里？谁能告诉我这个？”翁强这样说道。

　　根据翁强表示，患者在ICU住院期间，家属根据ICU主任于玲范的通知，在66天内从国外共计买回药品达400多万元后，每次将药品都交于ICU的主治医生和其他值班医护人员，大部分药品ICU都出具了手续。

　　翁强认为院方问题严重

　　根据自己手中掌握的住院病人预交金单据32张和ICU医生收取病人的自购药品收据，翁强认为，哈医大二院有严重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7月5日到8月4日共30天时间里,输液量为1080113ml,其中减去血虑475642ml以后，输入患者体内的液体总量仍然高达604471ml，日平均输入血管的液体量高达20149ml，液体总量在30天内已经达到一吨。7月12日,液体总量149099ml,除去血虑的45000ml，当日输入患者血管内的液体高达104099ml。7月 13 日液体总量166105ml，除去血虑的69247ml，当日输入患者血管内的液体总量高达96858ml。7月25日液体总量78604ml,其中血虑35140ml，当日输入血管内的液体总量达43464ml，根据特护记录实输入液体量则为5925ml。不是伪造是怎么来的？7月30日液体总量86192ml,其中血虑46100ml，当日输入液体总量高达40092ml，根据特护记录实输入液体量为11075ml。

　　翁强对记者表示，患者8月6日凌晨2点去世，住院费的收取和出院日期竟然写到8月12日。8月8日和10日,仍然继续检查和收费。另外，根据翁强的说法是，不交钱院方就停止治疗和用药，无论每次交5万、10万、还是25万，总是在一两天内通知钱已经用光。记者在交钱的32张收据上看到了患者家属不停交钱的记录，还有医院不同模式的8个收费财务章。

　　第三，翁强认为，哈医大二院重复检查，编造化验单，检查单和血库项目明细表共3014次。其中,而患者66天住院期间，共查血糖588次，平均每日查血糖9次，患者没有糖尿病史。66天内查一般细菌培养加药敏163次，平均每天2.47次，而细菌培养和药敏需要3天才能出结果，以便医生对症治疗。66天内肾功能检查186次,平均每天同时查3次（急诊检查一次，生化室一次，再查全生化一次）。生化系列66天内查了68次，仅此一项收费16728元，另外在两处科室同时查的肾功能又花费人民币7146元。这三项加起来 66 天收患者费用23892 元。66天内凝血象在急诊检验科和检验室共检查63次，收取费用6300元。66天内静脉输液治疗费1843次，相当于平均每日给病人穿刺27.9次，仅静脉输液费用高达4405元。化验单收费总数为2975次，送回科室内的报告单数为2797份，收费单比报告单多出128次。每天用吸痰管328根，相当于4分钟吸痰一次。

　　第四，ICU病房的监护仪收费国家规定每天收费人民币240元，该科室将其分解为4项后，每日收费1248元。在7月×日的某些医嘱上出现院内会诊20次，7月×日的医嘱上出现院内会诊10次，这些院内会诊在医嘱上都标明邀请了什么科室会诊，在当日的特护记录上却没有记载有专家会过诊，可是均收取了800元的会诊费。ICU危重病人使用液体泵应当每日收取使用费人民币5元，但是该院却按照小时收费，而且每天收费高达99.8小时，共收取6485小时，合计金额32425 元。

　　第五，珍怡，一种生长激素，为肿瘤进展状况的患者和严重全身感染的危重病人禁用的药物，而院方在明知患者为禁忌症患者的情况下，却从6月1日开始给患者使用该禁药达11支之多。

　　本报记者多次联络寻找，截至发稿前，仍无法联系上翁强指控的主要对象于玲范医生进行采访核实。

　　中纪委：“天价医药费个案”一定追究到底

　　从开始的中纪委、卫生部联合调查小组已经升级为中纪委监察办、国务院纠风办、卫生部、黑龙江纪检四大部门联合调查，调查的级别不断上升

　　本报记者马晓华发自北京

　　“关于天价医药费事件，不会不了了之的，谁该负什么样的责任，我们一定追究到底。”中纪委调查组的一位成员3月16日在电话中告诉《第一财经日报》。

　　从2005年的11月份至今，已经耗时5个月的天价医药费调查，结果一直没有公布于众。从开始的中纪委、卫生部联合调查小组已经升级为中纪委监察办、国务院纠风办、卫生部、黑龙江纪检四大部门联合调查，调查的级别不断上升。

　　“调查组没有公布结果，到底医院多收了多少费用，现在还不知道，但是有人说多收20万元这个数字至少是不对的。”中纪委调查组上述成员强调说。

　　本报记者一直关注着此案件的进展，从目前掌握的情况看，哈尔滨医科大学第二临床医院ICU科的管理混乱，其事实比前段时间新闻媒体揭露出来的更加严重，从改病例到改医嘱，病患翁文辉整个就医过程问题不断。

　　患者转入哈医大二院心外ICU前的三天

　　翁文辉，75岁，2005年5月16日入住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二临床医院住院部二部高干病房，6月1日转入ICU病房，8月6日因抢救无效去世。

　　入住哈医大二院之后，特别是转入ICU病房之前三天的检查中，原本身体其他各项检查指标都正常的翁文辉，却在两个月内告别人世。

　　此前，翁文辉因腿部发现肿块，在多家医院进行病理检查。其中，2005年4月4日，黑龙江省肿瘤医院（哈医大附属第三医院）彩色多普勒血流显像检查报告：翁文辉的肝、胆、肾、肾上腺、脾、胰未见异常，胸部未见异常。

　　2005年5月10，黑龙江省肿瘤医院进行病理检查的诊断报告为：（大腿）非何杰氏（Hodgkin）淋巴瘤，倾向T细胞型。

　　2005年5月10日，哈医大二院病理会诊报告单：富于T细胞的淋巴瘤。

　　2005年5月11日，哈医大一院诊断报告：（右大腿皮肤皮下）非何杰氏淋巴瘤，外周非特异性T细胞型可能性大。

　　“我父亲的病是在5月份才确诊，在这之前，根本没有去过其他的医院治疗过。确诊之后去哈医大二院进行化疗。”患者的家属3月16日对记者说。

　　从住院的病程记录上可以看到，患者于5月16日下午2点入院，神智清，体温36.6℃,脉搏84次/分,血压145/70mmhg,遵医嘱给予内科入院常规二级护理，普食。从记者调查的二部的化疗过程中的记录看，到5月19日，患者在进行化疗后，体征一直处于平稳状态。

　　“到了5月31日，化疗后我父亲的病情加重，转到了哈二院的心外ICU。”患者家属对本报记者说，“转科的事情由医院的医生和护士来处理的，根本用不上我们家属，而且二部距离ICU不远，只有200多米，进入ICU就如进行手术室，不是普通人能进去的。怎么可能会有警卫人员，简直是说谎。”

　　此前，有报道称：“翁文辉转院期间，200米长的小路上，加长的林肯车和数辆奔驰、奥迪车，分别把路口封锁。几十名身穿统一制服的保安站在从高干病房到ICU大门的两侧，以清出道路。病人抬入急救车后，一路无阻地进入了ICU病房。”但业内人士告诉记者，转科与急救不同，不需要急救车开出去救人，也不要把转科的病人装到急救车上，只需要担架、医生、护士的护理以及输液架和呼吸机的随行即可。

　　哈二院心外ICU的文化

　　“6月1日，患者进入ICU后，情况比较严重，但是经过一段时间的治疗，到了6月中旬，患者的病情好转了，当时就想抛开有创呼吸机，上无创伤的呼吸机，因为当时医院没有这个设备，所以就没有用。”翁文辉的原主治医生王雪原在3月17日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说。

　　而随之是大量的肿瘤禁忌药物珍怡（编者注：珍怡说明书上明确标示肿瘤患者忌用）的使用，400支氯化钾的大量使用，这些在患者家属后来搜集到的治疗账单上都有清晰记录。

　　对于非何杰氏淋巴瘤，到底是怎么样的一种病，一直致力于研究淋巴瘤的江苏省通州市人民医院肿瘤科治疗方面的有关人士告诉记者：“淋巴瘤并不意味着死亡，淋巴瘤晚期也并不意味着生命的晚期。淋巴瘤现在经过化疗和中医中药的综合治疗，在我们这里的治愈率达30％~50％。”

　　“哈二院出现这样的事件，也许跟治疗目标不明确有关，是没有与患者家属沟通清楚导致的。作为医生，一定要进行目标治疗：存活、治愈、致残、致死，这些都要明白的。”某医院的ICU专家说。

　　“我只是知道有些地方不对，但是不知道数字差别会这样大，我也是在翁文辉去世后，才第一次看到账单。”作为翁文辉主治医生的王雪原说，“作为主治医生来说，我的工作主要是医疗，账目由主任于玲范和护士长来负责，我没有权利过问账目，这与行政安排有关。”

　　面对成堆的假医嘱、假病历，作为主治医生的王雪原感到无奈。

　　“管理非常混乱，虽然说我名义上是主治医生，但是我与另外两个住院医生是平级的，他们的行为听命于主任于玲范。虽然觉得他们的医嘱不对，我也改不了。”

　　据本报记者调查，在ICU工作的两个住院医生是于玲范带的研究生，他们在2005年7月才能毕业，此前，于2005年3月份进入ICU科室进行见习，当时还不具备医师资格证书。

　　但是记者却在2005年6月份到8月份翁文辉的病程记录上，看到了很多由两位学生下达医嘱的签字。

　　而且，作为心脏外科重症监护室的心外ICU，收治翁文辉这样的肿瘤患者，也是先前被遗漏的重点：在完全封闭的治疗室内，哈二院的心外ICU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科室？

　　记者从翁文辉的主治医生王雪原处了解到，他从2001年研究生毕业后就职于哈二院心外ICU，截止到2005年翁文辉患者入住心外ICU，这四年的时间他极少接触非心脏手术的患者。心外ICU的病人，多数是做过心脏外科手术、在心外ICU过渡的病人。

　　“我们在这之前几乎没有接过非心外科的病人。从2003年到2004年8月份，这一年我们科室是零投诉。”王雪原说。

　　到底是什么原因让于玲范收治非心外ICU的病人？

　　“作为心外科术后的科室，与心血管内科还是有着不同，因为心外科术后的病人，体外循环、呼吸机等有独特的使用方法。于主任是心血管内科的医生，基本上与此类病人接触的比较少，对仪器的使用也不是很了解。”

　　记者通过调查得知，于玲范2004年8月接手ICU主任的职务之后，到外地考察了两周，因为ICU的患者比较少，她上任后查房比较少。而她的查房也是比较有特色，把医生、护士叫到办公室，把病历放到桌上，由负责医生汇报，然后再把病历看完，提出治疗方案，虽然ICU的患者少，但是这个过程从上午8点一般到10点才能结束。而医院常规的病房床头查房和交接的流程被于玲范取消了，护士的交接班也不看病人，在办公室内进行。

　　“她来了之后把我们以前的床头查房的程序改掉了。因为她在办公室进行的查房要进行2个小时，有时病人在叫，我们都去不了。”王雪原告诉记者。

　　“我在心外ICU工作了4年,见证了三位科室主任领导ICU的风格，前两位与目前于玲范的风格截然不同。”王雪原3月17日接受采访时表示。

　　哈二院的ICU室成立于1984年，是心脏外科术后病人的监护室，为心脏外科服务，主要职责是监测、护理、治疗。由于分工越来越细，从2000年10份，这个科室从心脏外科独立出来，但也是为心脏外科服务。心脏外科每年做的心脏直视手术达1000多例，心脏直视手术的创伤大，所以一般都在心外ICU进行恢复。

　　2001年的时候，哈二院的主任是孙成光，2003年去世。接手哈二院心外ICU主任的是张卫星，内科学博士、主任医师。

　　张卫星现就职于北京大学深圳医院ICU。张于2004年4月到北京大学深圳医院，2004年6月份正式从哈二院心外ICU办理离职手续。

　　“刚听说天价医药费事情的时候，当时就是觉得作为ICU医生，第一个要审视自己，第二要问自己也有哪些不对，举一反三。”2006年3月20日，正在赶往广州的张卫星接受了本报记者的电话采访。

　　翁强发家路径

　　“作为一个父亲的儿子，任何一个人都会竭尽全力去拯救给予自己生命的父亲。即使我没有钱，我宁肯借钱都要给父亲去治病。我想任何一个做子女的人都会这样想。”这句话是患者的长子翁强先前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不断强调的。

　　针对记者提出的前阵子有媒体称他与北京某高官有关系的报道，“如果真是这样，哈二院的医生还会这样对待我的父亲吗？”他表示，他找到哈医大二院最大的官就是医务科的副科长。

　　按照翁强自己的说法，他是白手起家，从美容店到服装，一点点地积累着自己的事业，跟相传的钱权关系大相径庭。

　　“他是一个能吃苦的人，小的时候他的脚趾摔断了，但是他还是坚持着体育锻炼，从来没有因为这个请过假。”一位与翁强同在当年国字足球少年班接受过徐根宝训练的人士这样对记者说。

　　也许正是这样的毅力，天价医药费的事情才会以这种“激烈”的方式公布于众。同时，患者家属也对记者表示，在天价医药费公诸于世的过程中，哈医大二院众多医务人员为其搜集证据提供了帮助。

　　对于一个医生，即使受贿1万元,都应该受到法律的严惩,前段时间有报道称，院方多收了20万元,虽然这个钱数最后还没有定论，但是即使是20万元，也足以用法律手段去严惩。在医患关系成为全社会关注焦点之时，天价医药费更应该问责到底。

　　“天价医疗费个案”≠整个医疗界被集体污染

　　马晓华

　　“我最觉得痛心的问题是在我这三年的工作中，还没能够把人民最关心的医疗、上学、住房、安全等各方面问题解决得更好。”这是温家宝总理在今年两会的记者招待会上的发言。

　　温总理的坦诚让每个人都觉得一种亲近，毕竟医疗卫生行业存在的问题，是客观事实。但是，无论发生了什么样的事件，都仅仅是“一个事件”，而不代表整个医疗卫生界无药可治。而医患矛盾到达极致的事情，更多的是来自于2005年震惊新闻界乃至医疗界的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二院（下称“哈医大二院”）发生的翁文辉“550万元天价医疗费事件”。550万元，尽管翁文辉的亲属为老人人生最后67天支付的生命成本，因哈医大二院管理上存在的混乱被多收的医疗费确切数目，还有待权威部门认定。但从这个事件中，暴露了医疗行业存在了什么样的问题？给医疗工作者带来什么样的警示？公允地说，哈医大二院翁文辉事件中个别医生的失职仅仅是部分人的事情，而不能随意加到其他人的身上。但医疗卫生行业是否借此反省？有则改之，无则加勉。

　　多数人都很清楚，整个医疗界从业人员的知识水平以及综合素质水平，都是中国的许多行业无法比拟的。几乎所有大医院的医生都是经过5年本科或者是更为漫长的3年硕士和3年博士的艰苦努力以及职业医师资格考试、住院医师培训、主治医师资格考试、教授资格考试以及不断的实践，最终才成为一个执业医生。而且，大多数的医疗工作者都是倾心于自己的工作岗位，为自己的职业而兢兢业业。一个简单的例证是，在SARS暴发的那段非常时期，正是那些值得我们尊敬的医护人员用生命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了安全。

　　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讲，个别医疗工作者的医德缺失，无法也不应该被认为是整个医疗界的集体污染，毕竟更多的医护人员每天还在自己的岗位上，用心地为患者解决疾病所带来的痛苦。

　　同样的道理，对于医疗行业来讲，天价这个概念，并不是遍布于医疗行业的各个角落，对于一些特殊的疾病，特殊的护理，比如ICU就只是医疗系统内一个特殊的科室，它的收费代表不了其他医疗科室的收费。而事实上，在天价的背后，绝大多数的医护人员只是“尽职”，做自己本职岗位上应该做的事情。当然，一个不容忽视的事实是，医疗行业的信息不对称，给患者和家属带来了很多的困惑，而信息不对称，同样也是我们现在所无法立刻改变的，因为并不是也不可能让所有的人都成为医学专家，而作为这个信息的掌控者――医护人员――只要尽量用通俗的语言，给病人解释大概的治疗预期结果，就应当被视为尽到了其应当承担的职责。

　　从整个翁文辉事件中初步处理的结果可以看出，哈医大二院的某些工作人员显然应当承担不可推卸的责任。这不仅表现在医嘱混乱、病程记录造假，还有医护人员的失误等令人失望的事情。不过，就现在而言，我们应该做的应当是去分析这些问题的背后原因。并且，从哈尔滨天价医药费这个事件中找到那些应当成为整个医疗界共同汲取的教训：对于从业者而言，应该思考如何规范自己的职业道德，而卫生政策的制订者应该思考如何完善医疗体制，对政府而言，应当思考如何监管医院。

　　卫生部呼吁给医护人员公正评价

　　本报记者马晓华发自北京

　　昨天，卫生部发言人卫生部办公厅副主任毛群安在新闻发布会上，对哈尔滨二院“天价医疗费”事件作出回应：“关于自费购药的数量，调查组的调查由于患者及家属不能提供充分的证据，关于购药的数量、渠道、依据方面提供充分的证据，所以，自费购药的数量不能定论。”他呼吁公众给医护人员公正、公平的评价。

　　毛群安说，目前医务工作人员的压力很大，出现质疑医德的舆论，和当前的医疗卫生体制改革其中的一些政策、体制有关系。

　　前段时间，包括中央电视台在内的媒体连续报道了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二院患者翁文辉的医疗纠纷事件，暴露出医院管理以及医疗体制、医疗卫生政策在某些地方存在的问题。

　　哈二院某专家表示：“从这件事情上，我觉得我们每个医疗人员都应该反思，多多少少医院是有责任的，这样审视自己，反思自己做对了还是做错了，要对得起自己的职业原则。”

　　“天价医疗费事件给医疗界抹了黑，现在患者的怀疑给医疗界增加了很多程序。无论是医生还是护士，他们的本职工作已经很重了，几乎没有时间处理这些事情。”北京市某医院的外科大夫昨日告诉记者。

　　毛群安也呼吁，希望公众能够更多地理解医护人员所从事的特殊工作。丑化医务人员的舆论会直接影响医疗服务的质量、安全，也影响到医务人员在医疗活动中的行为。

责编：刘子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