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本刊特约记者 张志云

　　２００６年８月２１日?一位退休检察官作为山西省“公民道德建设十大系列先进典型人物”首位候选人，出现在各大新闻媒体上。他，就是王艾甫。

　　事迹简介中说：１０年前，王艾甫偶然发现了一批解放太原战役中阵亡将士登记册，其中８４份烈士阵亡通知书不知为何没有发出，其籍贯主要分布在四川、湖北、湖南、山西等省，最远的是香港，另外还有２９人籍贯不详。为了寻找烈士家属、告慰烈士在天之灵，老人散尽家财，自费寻找，足迹遍布湖北、河北、内蒙古等地。在媒体的帮助下，目前已找到２４位烈士的亲人。

　　一位退休检察官如何与８４份烈士阵亡通知书结缘，十年漫长的“寻亲”之路又是如何走过来的呢？这背后又有哪些鲜为人知的故事？

　　情有独钟――收藏战争文物

　　在山西收藏界，王艾甫大名鼎鼎。他热衷战争文物收藏尽人皆知。

　　１９８１年，刚从部队转业回到山西的王艾甫，去祁县看望在援越抗美战场上牺牲的战友家人。可让他没有想到的是，当地民政部门竟然找不到关于这位二等功臣的登记资料。

　　在自己眼皮底下牺牲的战友，却一直是“无名英雄”。这件事对王艾甫触动很大。他想，自己应该做一些事情，来告慰那些为幸福生活默默做出过奉献的人们。

　　此后的２０多年里，王艾甫以常人难以理解的执著和痴迷，打听、购买、收藏每一件他认为有价值的战争实物和文献。

　　经历了几十年风风雨雨，搜集这些东西谈何容易。工作之余，王艾甫的身影不断出现在太原、临汾、晋城、长治等地的旧货市场和数不清的村庄院落。他从收藏历史纪念馆、纪念碑和烈士陵园照片开始，一件一件收集能记录战争岁月的文献和实物。抗战时期的书本、账本、报刊、传单、旧军装、地雷壳，甚至当年八路军用过的纺车、独轮车和当年八路军驻地老百姓家中的门板都成了他的藏品。

　　１９９３年，从山西省检察院退休后，王艾甫开始把收藏当成自己的“专职”，而他所收藏的文物也越来越多。他先后在省城太原举办了“中国历代钱币展览”、“万枚毛泽东像章展览”、“日军侵晋实物展”，整理出版了《抗战民歌１００首》、《日军侵晋惨案录》和《太行抗战英雄谱》。

　　王艾甫的藏品多来自民间，官方少有记载，文物价值无从判断，但是在他看来，没有一件不是宝贝。每一件发黄变脆的毛边麻纸，他都精心地垫以硬纸片，再用塑料袋封装。

　　２００５年５月，王艾甫收藏的一张日军侵华时期印制的“日本全国总图”引起了各界人士的广泛关注。这张地图将朝鲜和我国台湾、旅顺、大连等都划归日本版图，还将其占领的我国旅顺、大连重新命名为“关东州”。史学家认为，与以往多见的日军侵华军事地图相比，这张标有日本地名的“全国总图”是首次发现，为日军侵华提供了又一铁证。

　　“收藏作为一种兴趣爱好，其中蕴含的文化意义、历史意义远远重于商品意义。文物不可再生，今天错过，明天便可能再也见不到了。抢救文物，就是抢救历史、抢救文化，是对前人的瞻仰、对后人的责任。”王艾甫说。

　　在自己所藏的１０００多份文物中，王艾甫对其中的一种藏品情有独钟，那就是未曾发出的８４份“太原战役阵亡将士通知书”。

　　收藏高手――旧货市场“失态”

　　爱收藏的人，都有这么个经验，就是越是你看重的好物件，询价的时候越要显得不怎么感兴趣。

　　１９９６年的一个星期天，王艾甫像往常一样来到太原南宫旧货市场“淘宝”，刚转悠没多久，就看见一个旧货贩子正从麻袋中倾倒旧书与纸片，堆了很大一堆，叫价三元钱一本，不论厚薄。

　　出现在王艾甫眼前的是一本破旧发黄的纸册，册子的封面上写着太原战役阵亡将士登记册。也许是当过兵、扛过枪、打过仗的缘故，王艾甫知道这册子的重量：这是用一个一个鲜活的生命谱写的光彩华章呀！怎么会在这儿？不应该在这儿呀？里面都有谁？一系列的问题出现在他的脑海中。

　　正在他寻思之际，许多人围过来开始翻来翻去，甚至将旧书踢来踢去。看着这些阵亡将士的名字被这样践踏，王艾甫心中隐隐作痛，他一把就把册子抓到手中。册子里那一个个陌生的名字，让王艾甫越看越激动，他两眼放光，就像在看一件稀世的珍宝。接着，王艾甫满头大汗地把几个旧书堆都翻了个底儿朝天，一共找到了四本阵亡将士登记册和一叠太原战役阵亡将士通知书。但当他紧紧地把这些“宝贝”抱在怀里问旧货摊主：“这些东西怎么放在这儿？你要多少钱？”早把王艾甫“失态”看在眼里的摊主，来了个狮子大开口：“３０００元，一分也不能少。”

　　３０００元在当年可不是一笔小数目，王艾甫一个月工资才３００多块，３０００元就是他一年的工资。王艾甫一摸腰包，自己身上只带了几百元钱。于是，他急急忙忙找附近的朋友借钱。很快，王艾甫要用３０００元钱买几本“死人名单”的消息传遍了市场。朋友们对此都表示不解，可王艾甫却如获至宝。

　　提起当时的情况，王艾甫总是感到很庆幸，“如果当时钱不够，可能这些文物史料就会流失了”。

　　花“巨款”买回一堆“纸片”后，王艾甫一头扎进自己的收藏室，开始仔细翻阅。４本登记册记载了８６６名阵亡将士的基本情况，阵亡通知书有８４份，其籍贯主要分布在四川、湖北、湖南、山西等省，最远的一个籍贯是香港，另外还有２９人籍贯不详，他们大多来自农村，年龄在２０岁上下，有的还有“作战勇敢”的评语。

　　上下求证――只为告慰英灵

　　这８４份阵亡将士通知书是真的吗？为什么当时没有发出？它们又是如何流落民间？如果这些阵亡将士通知书是真的，从太原解放到１９９６年已经４７年了，这８４份阵亡通知书也沉睡了４７年，那这８４名阵亡将士的亲人们都知道他们牺牲了吗？这些烈士的亲属都在哪里？他们是不是一直都在苦苦寻找自己的亲人？一个又一个疑问在王艾甫的脑中盘旋。

　　为了弄清这批阵亡通知书的真实面目，王艾甫找到有关专家求证。

　　山西省军区党史研究室主任高荣贵仔细对照有关史料后确认，登记册上记录的确实是当年解放太原战役时一些阵亡将士名单。曾参加过太原战役的原十四军副军长王立岗说，这本册子上的名单与当时十九兵团和二十兵团的情况是一致的，印章也对。王艾甫又请教了一些参加太原战役的老兵，还到有关部门求证，最后得到了肯定的答复：这确实是太原战役后下发的阵亡通知书。

　　历史似乎还在昨天：１９４８年的７月，解放战争史上著名的太原战役打响，惨烈的战事持续了将近９个月，１９４９年４月２４日，解放军以牺牲１８０００人的代价结束了阎锡山对山西长达３８年的统治。

　　１８０００名烈士的背后是１８０００个家庭，一纸阵亡通知书让生死相隔的烈士亲属痛苦不已，然而还有一些战士的亲属们陷入了更大的痛苦之中：前方的亲人在战后杳无音信。８４份烈士阵亡通知书没有发出，其背后就是８４个家庭。“没人知道这些阵亡通知书为何没有寄出，但我可以想象这些烈士的亲人们多年来那种备受煎熬的生活。”每每想到这里，王艾甫都嘘唏不已。

　　８４张发黄的“阵亡通知书”，一个个陌生的名字，一段段真实的历史，记载着过往的硝烟与鲜血，闪烁着烈士的生命与荣耀：

　　“赵献，６０５团４连副指导员，１９４３年入党，１９４６年入伍，牺牲时２３岁，籍贯不详。”英勇事迹：“一、他１５岁就参加了革命工作，残酷的‘五一’扫荡中他抢救革命干部。一贯工作积极、埋头苦干。１９４８年经过两次远征。刻苦精神好，团结每个同志；二、在战斗中勇敢、不怕牺牲，在负伤后还鼓舞大家，死了是为了革命，也是光荣的，只要能完成任务。”

　　“龙华章，６０４团战士，牺牲时３２岁，１９４９年２月入伍，贵州同仁县明组乡新庄村人，安葬地点为太原市新城东门外北角。”他的英勇事迹被描述为：“作战勇敢，屡立战功。”

　　…… ……

　　多少个难眠的深夜，王艾甫在灯下静静翻看这些特殊的藏品：手工绘制的表格中，烈士姓名、部别、入伍时间、英勇事迹……所有内容均是钢笔填写，工整有加，遗憾的是，在烈士们的“年龄”、“籍贯”、“安葬地点”等栏中，令人揪心的留白一处接着一处，“籍贯”一栏中空无一字者，竟有２９人之多。在血与火的岁月，有的战士甚至来不及让战友知道自己来自何方，年轻的生命便如流星匆匆划过天际。

　　有２０年军龄，也曾经在战场上出生入死的王艾甫想起了昔日的战友张广元。这位曾经救过他生命的战友牺牲后，王艾甫亲手掩埋了他的遗体。而在张广元家乡县民政部门，竟然查阅不到任何有关这位烈士的记载。战争中有多少个张广元？每当夜深人静，王艾甫总是难以入眠。

　　“如果单纯从文物收藏角度来说，这些阵亡将士通知书倒并不多珍贵，但它所承载的意义却远远高于文物本身。”王艾甫说。

　　几十年了，阵亡通知书还没有发出去，他们的亲人在哪里？他们如今过着怎样的生活？王艾甫萌生了为烈士“寻亲”的想法。他在记事本扉页上写道：“我不敢想象，当年他们在弹雨纷飞的战场上倒下的情景；我也不敢想象，一位位烈士的亲人遥望远方、悲痛欲绝的情景。为烈士‘寻亲’，只是一种纪念的形式，但这种形式的实质是：我们应该告慰烈士在天之灵，让先烈魂归故里。”

　　千里跋涉――踏上寻亲之路

　　为了寻找烈士家属、让先烈魂归故里，从１９９６年开始，王艾甫开始步入了寻亲的过程。这一“寻”就是１０年。

　　按照阵亡通知书上的籍贯和名字，王艾甫先从太原市５个烈士陵园查阅烈士资料，一一核对人名，寻找这８４位烈士的安葬地点，并按“阵亡通知书”上的地址给每位烈士亲属写信，但是１０年来他没有收到一封回信。接着，他又给当地民政、公安部门打电话，情况却是态度好一点的工作人员还搪塞一下，不好的就直接挂机！

　　日子就这么一天天地过去，始终没什么进展。写信、打电话没有效果，王艾甫开始到外省实地寻找，足迹遍布山西、河南、湖北、河北、内蒙古等省区，仅因此支出的路费就达几万元。

　　“一个人的力量实在是太小了。我断断续续查了好几年，一点进展也没有，而且有些政府部门也并不配合。当时没想到求助媒体，要不就不会耽搁这么久了。”王艾甫颇为无奈。

　　就在王艾甫无望的时候，２００５年７月，为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６０周年，他在太原举办了“日本侵晋罪行实录图片展”，借着媒体采访，他介绍了自己收藏的８４份“太原战役阵亡将士通知书”，并表达了自己寻找这些烈士家属的强烈愿望，希望能得到社会各界的支持。

　　很快，《武汉晚报》记者汤华明就对王艾甫收集的１１位湖北籍烈士阵亡通知单进行了采访，随即稿件《寻找湖北１１位烈士的亲属》见报了。在媒体的介入下，事情开始变得顺利起来。为寻找１１位烈士亲人，湖北相关县市政府和群众动用电视、报纸、广播、电话等工具，进行拉网式的寻找。云梦县公安局的百余干警，甚至在国庆期间放弃休假，驱车跑遍了全县乡村。１７２名华中科技大学学生利用寒假加入寻亲活动，他们分成６组查找，走访了湖北籍烈士所在６个县、市的１００多个村庄，累计行程上万里，找到５位烈士的亲人。

　　听到这一消息后，王艾甫卖掉收藏的３００块银元，凑足了１万元路费，带着“通知书”到湖北和烈士的家人核实。在媒体的帮助下，内蒙古、河北、贵州等地也传来有烈士亲人的线索，随即，孙耀、赵献、龙华章、熊起友、李光耀、李德同、郭耀山、王德喜等烈士的家人也被确定。

　　大海捞针――烈士英魂还乡

　　２００５年１０月２３日，从武汉传来好消息，烈士郝载虎的亲属找到了。

　　在郝载虎的阵亡通知单中工整地填写着：郝载虎，１９７师５８９团９连战士，湖北省云梦县双郝村人，工作积极，战斗勇敢，于太原解放战役中光荣牺牲。

　　就在湖北方面积极寻找烈士家人的同时，王艾甫组织部分太原迎泽收藏协会的会员，动员全家人上阵，根据现有的将士阵亡通知单上的信息，去民政局、档案馆、烈士陵园查资料，寻访湖北烈士的墓地。

　　郝载虎的通知书上安葬地点写的是：阳曲县十里铺牧畜场，他们根据这一线索驱车赶往阳曲寻找，但旧址早已不复存在。据当地老人讲，这里寄存的烈士墓早在上世纪５０年代就迁走了，具体迁到哪个陵园就不清楚了。

　　黄坡烈士陵园、阳曲烈士陵园、双塔寺烈士陵园都没有找到郝载虎的墓地，王艾甫抱着最后一线希望来到太原牛驼寨烈士陵园。这里安葬着在解放太原战役中牺牲的烈士遗骨近一千九百具，其中无名烈士遗骨就有六百多具。工作人员向他们介绍，这里安葬的烈士很多是从阳曲县迁来的。

　　经过一番寻找，王艾甫终于发现郝载虎烈士的墓就在这片密密麻麻的墓碑之中。墓碑上写的名字为“戴虎”。是“戴”还是“载”？郝戴虎是否就是郝载虎？

　　于是，王艾甫又开始考证，他从手中保存的部队原始登记册及通知书和陵园保存的登记本对照后才发现，烈士原名确实为郝载虎，后因登记人员笔误，将“载”写成“戴”才出了错。疑团打消后，大家松了一口气，牛驼寨烈士陵园一位负责人表示，他们将请示上级民政部门，在适当时候改正墓碑上的错字，为烈士正名。

　　当郝载虎的身份被最终确认后，王艾甫来到了“湖北云县双郝村”郝载虎烈士的家乡。

　　经了解才知道，“云县”原是云梦县之误，解放前的“双郝村”已更名为钟垸村。听说失踪５０多年的郝载虎有了消息，而且还是革命烈士，小小的钟垸村沸腾了。全村的老百姓聚集在村口，几万挂鞭炮燃起。村委会主任郝朝阳说：“没想到我们村还有这样的革命英雄！快６０年了，有关载虎的传闻，从未间断。有人说他当了叛徒，去了台湾了。有人猜测他是穷困潦倒，所以无颜再见江东父老。如果不是王艾甫的到来，关于郝载虎的传说，可能还会这样再继续下去，他的命运可能就永远是个谜。我们要专门建一个小陈列室，让年轻人都学一学。”

　　郝载虎家里的直系亲人都已过世，只有两个叔伯弟弟，现在都已７０多岁。

　　已是７５岁老人郝章群激动地说：“载虎是我的叔伯哥哥，他１９４８年冬天从武汉当兵走后就再也没有音讯了，全家人曾经在孝感、武汉等地寻找过好几年，但最终未打听到他的下落。今天，我们才知道他是为新中国而牺牲的，载虎哥哥牺牲得光荣啊。”

　　王艾甫将郝载虎的阵亡通知书和登记册复印件交给了他的两个堂弟，亲人们恭敬地把复印件供放在家里的显著位置，并焚香祭奠。

　　郝载虎烈士魂归故里所引发的极大震动鼓舞着王艾甫。从早到晚，王艾甫每天要接很多来自全国各地的询问电话。自从王艾甫的寻亲“事业”被各地媒体频频“曝光”之后，那些几十年都没有得到亲人下落的人们都来他这里“碰运气”。

　　线索越来越多，一位位烈士的亲属相继被找到：

　　在内蒙古自治区察哈尔右翼中旗桂井村，王艾甫找到了烈士孙耀７２岁的女儿孙秀峰。孙耀自１９３７年参军后就没有下落，孙秀峰和母亲、女儿一家三代辗转十几个地方寻找都一无所获。母亲临去世时还抱怨：“你爹是不是当了陈世美，不要咱娘儿俩了，到城里享福了。”当孙秀峰从王艾甫手中接过“阵亡通知书”时，哭了半个多小时，反复说的只有两个字：“谢谢！”

　　在贵州省有关方面帮助下，王艾甫找到了龙华章烈士的家乡贵州省铜仁市（“阵亡通知书”上误作同仁县），过去的明组乡已改为河西办事处。龙华章的侄子龙和生清楚地记得：“１９３９年农历正月十五，叔叔被国民党抓去当兵，解放后我曾哭着到乡政府找，但没有找到，此后就再没有音信。”

　　当河北省晋州市庄合寨村８４岁的王沧言老人意外收到丈夫路焕文的“阵亡通知书”时，忍不住老泪纵横。５７年的苦苦等待和寻找，终于有了结果：“丈夫原来是解放战争的烈士。这下夫妻可以合葬了。”

　　……

　　２００６年４月２日，太原牛驼寨烈士陵园迎来了一批远道而来祭奠烈士的亲人。由６名湖北籍烈士家属、华中科大学生代表以及当地媒体共２７人组成的湖北“烈士寻亲团”缓缓步入牛驼寨烈士陵园。太原市党政军领导、机关干部、学生、部队官兵等２０００余人，在解放纪念碑下举行了隆重的祭奠仪式。祭奠仪式上，太原市委书记申维辰宣读了祭文，并向５７年前为解放太原而英勇牺牲的烈士表示深切哀悼，同时，对退休检察官王艾甫老人收藏烈士阵亡通知书，并发起寻找烈士亲人，以及对华中科大高校学子们利用寒假寻找烈士亲人的行为给予高度赞扬。申维辰说，寻亲活动让我们敬佩、让我们感动，这是尊重历史、构建和谐社会、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好形式。寻找烈士亲人不仅仅在湖北，还要在全国范围内寻找，让英雄魂归故里。

　　现在，已有２４位烈士找到了自己的家人，８４名英烈中尚有６０位的亲属没有找到，还有６０个家庭在等待亲人的消息。

　　为了那份难以忘怀的岁月记忆，王艾甫还在为继续为寻找线索倾注着心血，尽管有许多困惑?尽管有许多无奈。

　　老人义举――引发沉重思考

　　太原市文庙２３号，一条小巷曲曲折折地通向一个狭窄拥挤、简陋凌乱的四合院，这是王艾甫居住兼收藏资料室所在地。房子是租来的，一件件能记录战争岁月的文献和实物藏品塞了大半个房间，一直堆到屋顶。

　　谁也不会想到，每个月有着２０００元退休金的王艾甫，衣着如此俭朴，每天的伙食重复而简单――两个馒头外加白菜煮豆腐。这些年，因为“寻亲”而支出的路费、接待烈士家属来太原祭奠等花了几万元。去年，王艾甫把一家三代仅有的７０平方米房屋抵押贷款７万元。这对王艾甫来说都算不了什么。正如王艾甫所言，我能从援越抗美的战场上活着回来，比起那些牺牲了的战士不知幸福多少倍，为了烈士的英魂能够安息，花再多的钱都值。可“寻亲”过程中的许多遭遇和困惑却让他气愤、苦闷和无奈。

　　今年７月的一天，王艾甫又一次从内蒙古回来，在电话中长叹：“太令人失望了！”为了帮助一个找到亲人的内蒙古籍烈士落实荣誉，从今年４月算起，王艾甫已经三次前往内蒙古，但次次失望而归。一份已然迟到了５７年的荣誉，到今天仍然迟迟无法落实，老人尤为激愤。

　　王艾甫说，寻亲１０年中最大的困惑是民政部门有些人不作为，不认真对待，他们中有的人认为是麻烦、是负担，觉得过去的都已经过去了，重新翻出来是增加了他们的工作量，甚至还说“王艾甫愿意当雷锋式的傻子，没人拉着你，那是你个人的事。可是因为你多事，找到了烈士亲属，给我们造成了麻烦”。“可是你们挣的工资不就是这份‘麻烦’吗？就是这种公务员将政府和老百姓隔开了，这些人不能像正常人那样对待烈士的亲属。他们否定的不是个人，否认的是烈士，漠视的是历史！”王艾甫气愤地说。

　　令人欣慰的是，王艾甫的“寻亲”故事一直在感动着更多的人，许多新闻媒体也在关注着王艾甫的行动。网络上向王艾甫表达尊敬和仰慕之情的跟帖数以千计，称王艾甫为“感动中国又一人”。一位太原面粉二厂的退休女职工为王艾甫送来了５００元钱捐款表达心意。１９４０年参军的银川老兵张福林在电话里说，他流着眼泪读完了报道，很为王艾甫这样的“寻亲者”感动，他愿意出一部分钱资助“寻亲”志愿者。还有后来参加到王艾甫寻亲队伍里来的《武汉晚报》记者汤华明、《燕赵晚报》记者刘勇峰以及华中科技大学１７２名湖北籍大学生。

　　在感念王艾甫的义举的时候，许多沉甸甸的问题，让我们不得不去思考。

　　思考一：为英烈“寻亲”是一件什么样的事？那８４张发黄的“阵亡通知书”，记载着革命战争年代的烽火与硝烟，凝结着英烈的鲜血和战功。共和国江山是无数英烈流血牺牲换来的。忘记先烈，就是忘记历史，就是背叛。为英烈“寻亲”，就是对历史负责；就是表达对烈士的敬重和仰慕，在全社会高扬英雄气，树立社会主义荣辱观；就是要了解英烈遗属的生活情况，让烈士亲人得到应有的待遇和荣誉。这应当是全社会的一件大事，是一项十分崇高和重要的工作。可这样的大事为何进展得如此艰难？

　　思考二：最该为英烈“寻亲”的是谁？既然为英烈“寻亲”是对历史负责，是全社会的一件大事，那么它就不应该是一种个人行为，而应当是政府行为，应该由政府牵头来做。“寻亲”事做起来非常琐细麻烦，要花费一定的时间、精力和钱财，政府具有支配公共资源的权力和能力，政府牵头做这件事，一定不会像王艾甫老人那样艰难。其实过去此类工作一直是由政府来做的，８４份“阵亡通知书”之事反映的是政府工作的疏忽和不到位。王艾甫老人在为英烈“寻亲”过程中，曾多次找过民政、公安等有关部门。令人遗憾和不解的是，这些部门却并没有什么积极的反应和作为。应当是政府有关部门主动找王艾甫做的事，却变成了王艾甫多次去找有关部门，个人急而有关部门反而不急，责任主体颠倒，岂非咄咄怪事？是不是需要重申政府有关部门的责任，认真考评有关公务员的工作？

　　思考三：假如不是王艾甫的偶然发现，这没有发出的８４份“阵亡通知书”大概就要永远地被埋藏于世间了。即使保存这份史料的那个书摊的小贩，也只是为了能换几两银子，而没有去想着为了烈士们的遗属尽点责任。仅仅是一个偶然，才让“下落不明”的８４位烈士重见天日。１０年“寻亲”，８４份名单里已有２４个名单变成２４个有血有肉的生命。可谁能知道在那战火纷飞的年代，究竟有多少这样的生命？有谁能预测还要几个十年才能为剩下的６０个找到他们的归宿？共和国的上空还有多少这样游荡的英魂？

　　思考四：当王艾甫把“阵亡通知书”交给烈士亲属的时候，这个迟到了整整５７个年头的通知带给其家属的是一份怎样的苦涩？带给我们的，是一种怎样的不安？英雄抛头颅、洒热血为什么？他们的价值在哪里？如果后人用冷漠、不作为对待烈士、对待英雄，那么将是怎样的一个悲剧？

　　……

　　记者不知道这个故事的最终结局会怎样，不知道英雄的在天之灵会发出怎样的感慨，不知道现在在军营里的战士看到这样的事情会怎么想，更不知道我们如何去将这样一个催人泪下的故事讲给我们天真充满理想的孩子听。但应该相信很多中国人在期望，在翘首以待。

　　总有一种感动让我们泪流满面。美好的人间情义在太原那间简陋凌乱的旧房子里芬芳无比，流彩四方……■

责编：刘子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