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腐败问题，并不是今天才有。这里揭示的几所高校中的学术腐败，也不是最严重的。问题在于，政府有关部门这些年来一直在下气力抓这些问题，包括发布学术规范，但似乎收效有限。

　　从根本上说，解决高校中的学风问题，要靠学术团体的自治，靠一个学术共同体的形成，而不是单纯依靠行政体系。

　　12名高校教师买论文记

　　当今，论文造假似乎已不是什么新闻。而连续3年发生在安徽亳州师专的12名教师用买来的论文申报职称的事件，却让人格外关注：为什么这么多人以身试法？引发他们铤而走险的原因是什么？这件事又是怎样在偶然中被捅破的？

　　★ 本刊记者／李杨（发自安徽、江苏）

　　意外发现

　　李皖（化名）不安地看着记者，他怎么也没想到，第一次参与职称评审工作，就揪出一起重大论文造假案。

　　这位36岁的评审老师就职于安徽省北部一所高等师范院校，在这起论文造假案中，由于他是第一个发现者，因此被圈里人公认是披露这起重大学术腐败案的“头号功臣”。

　　事情发生在2005年6月安徽省高校教师专业技术职务评审工作中，亳州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共有6名教师申报副教授。李皖参与职称评审的第一阶段，即盲审阶段。在这个阶段，申报者的材料是匿名的。只有到第二阶段，评审会才会知道申报职称的是谁。

　　李皖认真研读一篇论文后，认为单纯就水平而言，这篇论文达到了副教授评审资格。但一个不合惯例的地方引起了他的注意。

　　按照要求，申报者要报送两篇论文代表作，并要在科研成果表格中填写其他一些论文题目。一般情况下，作者提交的两篇代表作中，第一篇质量高于第二篇，因为作者往往会把好的文章放在前面。但李皖发现，这位申报者正好相反，第二篇比第一篇好，而且水平还高很多。

　　特别是，从事教育研究的李皖对第二篇题为《论科学教育与人文教育融合的价值取向》的文章感到似曾相识。他马上上网检索，发现这篇文章的作者是自己的一个熟人――山东临沂师范学院的李红婷。“她不是早就评上副教授了吗，怎么又申报一次啊？”疑窦丛生的李皖给李红婷打了电话。“我没送审啊？！”李红婷在电话中也十分惊讶。

　　于是，李皖又在网上检索了该申请者填在表格里的两个论文题目，发现一篇论文是苏北一所高校的一名教授写的，而另一篇是北京的一位作者写的。

　　“三篇文章不是同一个作者。”李皖很快把这一情况写成评审意见报给评审组。就在李皖提出这个疑问的时候，一同给这个申请者评审的另两位教师也提交了评审意见：该作者达到了副教授水平。

　　评审会将情况上报，安徽省教育厅调查后却惊人地发现，包括这名申请者在内的亳州师范高等专科学校的6名教师用以申报职称的15篇论文，都盗用了他人成果。

　　随后经安徽省教育厅进一步调查，该校2003年、2004年申报副教授职称的11人中，也有6名教师是用买来的论文评职称，而且已成功晋升为副教授。

　　职称申报

　　李皖所在的评审组，负责人是安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院长李林琦。

　　“假文章的纸张稍稍亮一些。”接到李皖的举报意见后，李林琦立刻翻出李皖评审文章的论文原件。原件是一本期刊，送来参加评审的论文就“发表”在其中。仔细看，送审论文有作者署名的那一页，纸张颜色与其他页稍有不同。如不事先告知，很难发现有作者署名的这一页是伪造的。

　　原来，造假者将正规出版的学术期刊中某篇论文的署名页撕掉，把原作者的名字贴换成送审者的名字，然后对该期刊进行重新制作。制作的过程也颇费一番心思――目录、正文、英文索引等，凡涉及到有作者署名的页面，统统改了过来，重新制作成一本期刊。然后，送审者把这本假期刊放进他们申报副教授的材料里。

　　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电话采访时，李林琦告诉记者，他当即要求大家把报送的论文全部上网检索一遍，结果又发现了几个送审者的论文有问题。

　　另一个评审组的安徽师范大学教务处处长王先俊得知此事后，也在自己的组里排查，结果发现了同样的问题。很快，问题被“捅”到了安徽省教育厅。

　　安徽省教育厅迅速介入此事。派出调查组前往亳州师专调查，结果有了更为惊人的发现：早在2003年，该校3名教师在职称评审中就给一些期刊寄去了“版面费”和自己写的文章，后来发现，登出来的文章，名字是自己的而内容不是自己的。他们索性将错就错，申报职称时报送了这些假论文，结果竟然顺利通过评审。2004年，又有3名教师效仿这个路子并通过了职称评审，全都当上了副教授。到2005年，6名教师就更进一步，有的连论文都不写，直接寄钱给期刊，购买署有自己名字的假论文。

　　具体负责此案调查的安徽省教育厅人事处处长吴金辉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亳州师专前后12名造假者，每篇“论文”以1500元至2000元左右的价格成交。而其中11人居然是从同一个人――中国矿业大学(江苏徐州)职工聂继红处购买的。其程序是，教师们先与聂继红通过电话联系或者在网上联络，谈好价钱和购买论文的篇数，寄钱后等几个月，聂就会把假期刊寄给购买者。

　　2005年，第一个主动与聂继红联络的是该校教师方可（化名）。据媒体披露，就在方为职称论文发愁之际，他从一位同事那里听说，江苏一所大学有个姓聂的，可以帮助发表论文，只不过要花点钱。通过这个同事，方与聂取得了联系，并成功获得了所需论文。

　　接着，其他几个参评副教授的教师纷纷通过电子邮件或电话与聂沟通、洽谈。经过聂继红的“改头换面”，浙江大学张丽华发表在《中国矿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的《秦观赋论与诗词创作》变成了亳州师专教师代某的“作品”，临沂师范学院李红婷发表在《临沂师范学院学报》的《论科学教育与人文教育融合的价值取向》，成了该校教师方某某的“文章”……

　　“现在社会上存在一个巨大的论文黑市，我们对老师送审的论文警惕性是比较高的，”安徽省教育厅人事处处长吴金辉说，“可我们怎么都没想到亳州师专的老师造假手段如此奇特和‘原始’，差点就被蒙了。”

　　造假源头

　　故事的另一个主角――那个几乎把亳州师专参评副教授的老师一网打尽的聂继红，究竟是何许人呢？

　　中国矿业大学校长王悦汉向本刊介绍了她的真实情况。聂继红，曾先后在矿业大学实验室、教务处教材科工作，后来竞聘落榜，进入学校人才交流中心待岗，现在每月只领取300元生活费。直到去年11月，亳州师专派人到矿业大学交涉，矿大才得知聂贩卖假论文一事。

　　矿大纪委监察处副处长孙树民受命专门调查此事。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孙说，聂已向校方承认，她利用《徐州师范大学学报》《矿业大学学报》《临沂师范学院学报》《台州师专学报》《福建师范大学学报》等刊物为亳州师专教师制造了24篇假论文。亳州师专教师通过邮局汇给聂的钱总共38000多元。

　　“但聂继红说自己只是‘二传手’”，孙树民说。

　　聂向矿大的交代，又扯出了另一个人。2001年聂在深圳打工，认识了一个名叫朱从华的福建男子。这以后，聂、朱二人曾盗用书号一起搞过一个《教育教学研究》的非法出版刊物，朱任主编，聂任副主编，他们在报纸上还登了广告。聂负责与学校教师联系并获取所得收入的10%，刊物制作由朱负责，90%的钱被朱拿走了。

　　孙树民说，聂继红坚称，现在与朱联系不上了，因此矿大的调查陷入窘境。

　　“我们都被处分了，可做假论文的聂继红却没人管！”被发现造假的6名教师之一亳州师专的刘文(化名)说――安徽省教育厅对造假者在全省高校间进行了通报批评，对他们做出三年内不得申报职称的处罚；对2003年和2004年已经评上副教授的6名造假教师，撤消副教授资格，并扣因晋升职务所增加的工资。

　　但对聂继红以及那个不知现在何处的朱从华将如何追究法律责任？记者在调查中发现，当事各方表现出不一样的心态――矿大宣传部副部长张文斌说，矿大会按照学校的有关规章制度对聂进行调查和处理，至于是否移送公安机关，张认为并非矿大的责任。他比喻说，学校的一个工作人员偷了一辆自行车，应该是公安机关把此事通报校方，而非由校方向公安机关举报此事。

　　亳州师专的刘文(化名)认为，无论造假教师还是亳州师专校方都不会去告聂继红，因为他们再不想折腾这件丑事了。

　　此案涉及的一位被剽窃者――临沂师范学院的李红婷在表达了自己的愤怒之后，肯定地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不会追究聂继红的法律责任。理由有三：一、工作生活非常繁忙，根本无暇顾及此事；二、论文抄袭的事情太多，见怪不怪；三、如果告聂继红，也会牵涉到亳州师专的造假教师，最好不要影响这些老师的前程。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师金海军就此问题接受本刊采访时指出，第一，根据《著作权法》第四十六条，被抄袭者有权对聂起诉；但如果权利人不主张自己的权利，那么，根据该法将无人追究聂的法律责任。第二，聂继红参与制造非法出版物，事实清楚、法律依据明确，应受到相应制裁。至于应由谁向有关部门举报此事，则存在一个模糊地带。

　　金海军认为，从程序上说，应由安徽省教育厅或者亳州师专、矿业大学向有关管理部门举报。但相关单位、个人见恶不举，也不存在相应的法律后果。这时，只能依靠版权部门主动介入。

　　在采访中，记者一直在与聂继红联系，但始终未获成功。矿大纪检书记曹德欣、宣传部张文斌向本刊证实了一个传闻――聂继红正在该校攻读研究生课程。 ★

　　“其实我们都是牺牲品”

　　“我没有觉得买论文冒险。

　　说穿了，很多人都这样做，也都没事。”

　　★ 本刊记者／李杨（发自安徽蒙城）

　　在亳州师专家属区的一幢居民楼里，记者见到了该校涉嫌造假的老师刘文（化名）。面对记者的来访，刘文在片刻惊愕之后表现出一种倾诉的欲望。“其实我们都是牺牲品。”他说。

　　亳州师专坐落在安徽省北部亳州市蒙城县县城。在这个拥有116万人口的县中，亳州师专是惟一的高等学府，被当地人称为“最有学问的地方”。

　　据该校网站介绍，学校创办于1952年，现有全日制在校专科生2400余人，专任教师171人，拥有标准理化生实验室9个，各类专用教室、多媒体教室22个。

　　一位在学校门口推着小车卖烤肠的小贩，一边张罗着自己的生意一边斜着眼张望校门里那些戴着眼睛、夹着书本的人。“老师抄人家的文章，怎么教孩子啊！”她对记者嘟囔道。

　　以下是刘文就买论文评职称经过和记者的对话。

　　中国新闻周刊：你在这所学校工作多长时间了？

　　刘文：我从1988年大学本科毕业到现在一直在这里工作。那时，在蒙城工作的大学毕业生只有1000多人，我们也算这里的知识精英。

　　中国新闻周刊：能介绍一下买论文的经过吗？

　　刘文：我给中国矿业大学聂继红寄了3篇文章和4500元钱，请她帮忙发表在刊物上。她说，你写得太粗糙了，我找人帮你重写。后来聂寄来几本杂志，上面有我的署名文章，文章内容不是我的，我以为是她找人写的。

　　中国新闻周刊：你每月收入多少？

　　刘文：1400多元。

　　中国新闻周刊：你为什么信任聂继红，把三个多月的收入寄过去不怕被骗？

　　刘文：去年和前年，我们学校好几个老师从聂继红那里买论文，后来都评上了职称。我也就跟着做。其实，在互联网上代写、代发论文的网站多得很。听说代写论文的都是博士、硕士，还很讲究信誉，但我从没试过。

　　中国新闻周刊：你当时为什么要铤而走险买论文评职称？

　　刘文：我没觉得冒险。说穿了，很多人都这样做，也都没事。

　　另外还有一个原因。亳州师专以前是蒙城师范学校，是一所中专。2002年3月，教育部和安徽省政府批准升格为普通高校。学校升格后，教师的职称也面临“升格”问题。

　　亳州师专培养的是小学老师，教学内容本身并不高深。我一周18节课，也没有时间搞科研。我们本来就是教学型学校，不是科研型学校。

　　升格后，安徽省教育厅规定，教师评职称的论文不能是教学方面的，只能是科研方面的，像我们这样学校的教师根本写不出来，更别说在省级期刊或者核心期刊上发表了。

　　亳州师专的教师中，以前一个研究生都没有，近两年，有几个教师读在职研究生，但全都是教外语的。因为他们专业是外语，公共外语考试比较容易过关。

　　学校也没有一个学术机制和科研气氛。升格前，学校连杂志期刊都不订，我们上网看学术论文，只能看到目录根本看不到内容。学校图书馆号称有十几万册图书，其实最多也就六七万册，而且大多是老旧或低层次的图书。

　　升格那年，亳州市下发文件，承诺每年投入1000多万元，可三年来一分钱也没投。只是升格后学校从蒙城县要了300亩地准备扩大校区，新征的土地面积是老校区的两倍还要多。最近，因为土地闲置三年，又被蒙城县政府收回去了。这期间，学校为这300亩地搬迁等事投入的100多万也打了水漂。

　　学校升格了，高兴的是校领导，他们的行政级别高了。可一线教师越来越难受，如同上皂角树，有刺还得往上爬。

　　中国新闻周刊：事情败露后，你的情况如何？

　　刘文：老师这个职业是很讲面子的，出了这样的事当然很难堪。亳州买论文的老师基本上都是学校的教学骨干，现在仍然在一线从事教学工作。出事后，大家都蔫了，来自校方、学生、家庭、社会各方面的压力很大。 ★

　　论文黑市：现状与背景

　　海量的论文与狭窄的发表空间是造成论文黑市的表面原因，其背后是学术评价体系的扭曲

　　★ 本刊记者/王刚

　　截至目前，全国的高校几乎都有这样的事情：

　　一位硕士生，在校学习的两年或三年期间，必须独立在学校认定的核心期刊上发表1篇以上学术论文。

　　一位博士生，每年必须独立在学校认定的核心期刊上发表2篇以上学术论文。

　　海量论文与发表空间

　　根据教育部网站提供的数字，2006年全国高校将有27万硕士生毕业，13万博士生在校，所以他们论文的发表总数将达到53万篇。

　　而据高校的业内人士介绍，目前被各高校所认可的核心期刊只有1500家，他们每年可吸纳发表的论文总数量仅为30万篇，这30万篇中的三分之一被用来发表硕、博士生的论文。因此在理论上，硕、博士生在核心期刊发表自己论文的可能性只有5:1。

　　那么53万篇的论文总量，最终将通过何种渠道被论文发表市场所消化？在本刊调查时，一位在学术期刊工作的资深人士透露，这其中有2万篇优秀的论文被那些核心期刊合理消化；另有8万篇将通过交纳3000～5000元的版面费或者托人情、走关系在核心期刊发表。

　　其余的43万篇则根本上不了正规学术期刊版面，它们只能通过论文黑市得以发表。其中的30％，在这些核心期刊的“增刊”中发表；另外的70％，发表在一些连“增刊”都不是的、非法的、盗版的“核心期刊”中。

　　另一方面，高校教授的论文发表需求量又是怎样？

　　以西北师范大学为例，该校规定申请教授职称的前提是：1.独立撰写一部15万字以上的学术专著或参与编辑21世纪课程教材和研究生教学用书；2.以第一作者在学校认定的核心学术刊物上发表5篇以上学术论文。

　　同样在这所大学内，教职工的年度考核也与其论文的发表数量相挂钩。一位教授每年必须在学校认定的核心期刊上发表论文2篇以上。反之，则属于不合格，不予续聘。

　　另外，在核心刊物上发表文章不仅成为师生重要的学术评价标准，而且还可获得校方丰厚的物质鼓励。该校规定，在《自然》杂志上发表文章将获得5万元奖金，在国内核心刊物则为5000元。

　　根据《现代传媒》主编胡智蜂的粗略估计，一所中等规模的高等院校，教职员工一般在200人左右，以全国300家高等院校计算，全国高校教职员工最少也有6万人。每年这些人的论文发表量将不低于15万篇。

　　而核心期刊仅能吸纳其中的10万篇，其余部分将同样通过论文黑市在一些非法的、盗版的“核心期刊”中得以发表。

　　如此巨大的发稿量转嫁到学术期刊市场，可以想见后者所面临的压力。

　　一家核心期刊的现状与压力

　　2006年3月，作为国内核心学术期刊之一的《现代传媒》，完成了最近的一次扩版。它的页码从之前的130页扩增到了168页，发稿量提升了近10万字。

　　这份创刊于1979年的新闻传播类核心学术期刊，在其发展的27年间，见证了国内学术评价体系的转变。

　　在这份期刊诞生至少10年之后，核心学术期刊的概念，才被引入国内。

　　上世纪80年代末，南京大学将SCI论文数作为一种评价体系引入中国大陆，随即逐渐作为标准的学术评价体系在国内成型。

　　SCI是“科学引文索引”（Science Citation Index）的缩写，是美国科学家尤金?加菲尔德（Eugene Garfield）在1961年创建的一个科学论文资料数据库，收录发表在较重要的学术期刊上的论文的相互引用情况。发表在被SCI收录的期刊上的论文，在国内被简称为“SCI论文”。

　　自上世纪90年代开始，以论文数量等量化指标为要素的学术成果考核评价，在内地高等院校广泛推行。由于改变了此前高校教学、科研管理随意松散的状态，这种考核曾被视为大胆改革的先锋之举。

　　1990 年以北京大学图书馆为首的几家单位，按文献计量学的原理筛选出若干种“核心刊物”，并于1992 年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了《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第一版) ,由此开始了中国的“核心期刊”历程。

　　也就在此时，一大批核心学术期刊脱颖而出，《现代传媒》也完成了第一次扩刊增版。

　　中国政法大学教授杨玉圣向本刊介绍，当初引进核心期刊的初衷有二：一是为图书馆收藏期刊提供“参考”；二是为读者选择、阅读期刊文献提供“门径”。但在随后，国内“核心期刊”的原始功能逐步退化，评价功能渐趋突出。

　　随后，大学和一些研究机构的科研和人事管理部门，从便利管理出发，把核心期刊的论文评价的附带功能，作为科研和教师管理的量化手段，只认杂志不认文章，把核心期刊作为数目字管理的利器，作为教师晋升、奖励和津贴的依据。

　　用杨玉圣的话说，这是本末倒置。

　　在之后的10多年里，核心学术期刊逐渐变了味道，这期间迫于发稿压力，《现代传媒》接连扩版两次。

　　但反复扩版的成本压力却给学术期刊的经营造成不小的难题。

　　根据本刊调查，现行的大多数学术期刊都在尝试自负盈亏的市场化运行，无论是新闻传播学还是其他学科的学术期刊，近几年在发行上都遇到了一定的困难。在有资料可查的32种新闻专业期刊中，发行数在1万份以下的21种，占到了65.63%，这其中多数发行量都在5000份以下，1000～2000份的也不少。

　　由《解放日报》主办的《新闻记者》杂志，在2005年第三期上刊出对这些获得广泛认可的20家核心期刊发稿要求的调查。其结果显示，在这20本新闻传播学术期刊中，近30%明确提出了“付费发文”的要求；另有20%提出“如稿件质量尚可，收一定版面费可登”。

　　《现代传媒》主编胡智蜂在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也坦言，“大部分期刊的经营都处于亏损状态，利用版面收费来增加收入已经逐渐成为一种默认的潜规则。”

　　一面是越来越多量多质低的论文数量，一面是狭窄的发表空间。既要保证学术水平，又要试图自负盈亏，如何平衡各方面的关系？胡智蜂形容这“恰如在走钢丝”。

　　而造成这个局面的更大的背景是，学术期刊收录论文数量已经成为衡量一所高校和科研机构品质的重要指标。教育管理部门首先把对高校的评估、排行与发表论文的数量挂钩，学校再把论文发表的数量与教授的职称和年度考核挂钩，直至再把研究生必须在学术期刊发表论文作为毕业的硬性指标。这进一步加大了论文发表大军，构成了巨大的买方市场，使得学术期刊的版面成为了稀有之物。

　　论文的卖方市场

　　巨大的需求，造就了论文黑市的出现，而且使得论文的买卖成了一个中介机构发达、供销两旺巨大市场。

　　作为买方，需要论文的研究生和教师们，可以上网去搜寻。记者曾随手在Google上用“论文代理”作为关键词搜索，就出现了146万条信息。比如“连云港论文服务中心”的网站，那里说明：他们与全国30多家写作公司、论文秘书网、近百家期刊社建立合作关系，标出的论文价格每篇600元，并特意说明是“诚信企业”。买主们的另一个途径，是看在学校食堂门口或其他人多处的布告栏上贴出的广告，当然，口口相传也是一个办法。

　　据《人民日报》等媒体报道，代写论文的“枪手”主要是高校师生。根据“枪手”水平确定论文价格。与以往“枪手”独来独往不同，现在“枪手”还成立工作室，实现了专业化、规模化经营。客户们也被分成高端和低端。低端客户以购买毕业论文、课程论文的学生为主，价格一般在2000元至3000元。高端客户则是急于评高级职称的人，论文价格一般在5000元至8000元。

　　据《新京报》报道，2005年12月，为克服追求论文发表数量带来的弊端，北京大学正式试点推行了论文代表作制度：中文系教师在聘期内只要发表了一篇有较大影响力的论文，经院系学术委员会认定，在相关的学科领域里属于领先地位，对该学者的科研工作就不再进行量化考核。中文系的研究生也没有了发表论文的数量要求，只要毕业论文作得好，照样能毕业。

　　此外，从今年起，中科院研究生院学位评定委员会对学生发表论文数量将不再做统一量化要求，而由各培养单位学位评定委员会根据本单位学科专业的实际情况，制定具体标准。 ★

　　潘知常风波

　　一位知名的教授、博士生导师，为什么会一而再地被指剽窃？核实他是否剽窃的事实或许并不很难，但找到一个人一再“失察”后面的深刻社会与制度原因，才是发人深思的

　　★ 本刊记者/朱雨晨 (发自南京、上海、北京)

　　讲台上的潘知常有些憔悴。以往上课前，他总是精神饱满，会在走廊里踱踱步，或是和学生打打趣。今天，瘦削的潘知常教授却若有所思。

　　这是2006年3月6日上午，南京大学逸夫馆2区1052教室，课程名为“传播与文化”。10点钟，开始上课，潘知常恢复了以往的精气神，继续讲大众文化和精英文化的差别。

　　潘知常现在成了南大中的焦点人物。倒不是因为十几年来他一直是明星教授，而是因为他卷入了一场愈演愈烈的风波。

　　“略同”风波

　　这场风波的一方当事人是上海学者张远山。张远山说，他一般不接受采访，但考虑到这次他是当事人而公众有知情权，他破例接受了本刊记者采访。

　　“记得是2月8日早上。我看到‘世纪沙龙’网站上潘知常的一篇文章，浏览了一下。”张远山说，“他的文章里面列举了中国古典文化的五本书，和我一篇旧文列举的一模一样。”

　　张远山的旧文名为《进入古典中国的五部经典》，与潘文列举的五部经典完全一样。张远山因而写下《潘知常教授与鄙人所见略同》（以下简称《略同》）一文，并把文章寄给了新语丝网站的负责人方舟子。

　　2月18日，从海南回到上海的张远山上网，偶然看到了潘知常的文章《从张远山的无聊到方舟子与新语丝的无耻》。潘知常在文中说，除了五本书巧合相同，自己的文章和张远山并无“略同”。因为潘知常还提到了第六本书《山海经》，而且与张对这些书的理解有明显的差异。

　　更重要的是，潘知常认为张远山的“略同”影射了自己剽窃。

　　一场你来我往的网上论争就此开始，平面媒体也介入调查。潘知常接受了《南京晨报》和《金陵晚报》的采访；而在网上，以“陈浩”“陶世龙”为名的几个帖子，又将潘知常以往十年的历史一一翻出。论争进一步充满火药味。

　　3月5日，网上出现一封未见落款的公开信――《南京大学6位博士生关于请求查处潘知常事件给校领导的公开信》。南京大学校方向《中国新闻周刊》证实，校学术委员会将收集网上的资料，对潘知常的学风问题进行调查。

　　潘教授的第一次受挫

　　潘知常教授是国内美学界、新闻传媒研究界的著名学者，现为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南京大学传媒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共有学术专著14部，编著5部，海内外发表学术论文百余篇（以上内容来自潘知常的博客）。

　　“潘知常是我引进的人才。那是上世纪90年代初的时候。”南京大学中文系的董健教授对《中国新闻周刊》说，“当时南京大学引进人才，文科共有35人应聘，只有潘一个人通过了。我当时对他的评价是，外文和古汉语还差一些，要慢慢打基础，不要着急出名。”

　　1997年10月14日的《羊城晚报》上，刊登了《为何有如此多的雷同？》一文。文中写道：“潘知常教授的专著《反美学》最有分量的第五章第一节，竟多处与黎乔立1992年出版的美学专著《审美新假说――关于审美生理学的思考》的观点和例证相同。”

　　《反美学》一书全名为《反美学――在阐释中理解当代审美文化》。据潘知常的博客介绍，该著作1995年由上海学林出版社出版；而黎乔立的《审美新假说》是1992年出版的美学专著。

　　董健教授回忆道：“我们反复比对了两本书的内容，认为潘知常的《反美学》第五章的部分文字和《审美新假说》雷同，认定为抄袭的字数并不多，但是在书中是关键论点。”

　　认定之后，董健等老教授要求潘知常做检讨，被潘拒绝。后江苏省出版局版权处给潘知常开了一份证明，证明说注释在排版打印中被遗漏了。

　　董健说，他们不能接受这份证明：《反美学》由上海学林出版社出版，如何能由江苏省出版局进行证明？“作为一本学术著作，《反美学》最后的参考目录中并没有《审美新假说》一书。而这种解释根本没有说服力，我们没有接受。”董健说。

　　接受采访的中文系的数位教授都对《中国新闻周刊》说，当时如果潘知常做检讨，通过博导应该没问题。但他的一大特点是“死不认错”。

　　董健介绍说，潘曾在一篇文章中把“普法战争”中胜负双方弄颠倒了。潘辩解说：“我指的是另一次普法战争，也许是法普战争。”

　　董健只能向欧洲史专家钱乘旦请教：历史上有几次普法战争？有没有过法普战争？

　　钱回答，“普法战争”只能指1870至1871年之间的那次普鲁士与法国的战争，从没有“法普战争”一说。

　　2006年2月中旬，潘知常和《中国新闻周刊》做电话交流，将当年的那场风波界定为中文系的“内斗”。他曾告诉记者，自己保留着所有文件材料，可以证明自己的清白。

　　时至3月，《中国新闻周刊》记者再次赴南京采访时，潘则拒绝了与记者见面，理由是“时机不成熟”。

　　博导申请三次被否决

　　在2000年9月5日，《光明日报》理论版上曾刊登一篇文章，题为《生命美学：世纪之交的美学新收获》。

　　文中写道：“……无可辩驳的事实证明，就20世纪出现的以蔡仪为代表的认识美学、以李泽厚和刘纲纪为代表的实践美学、以潘知常为代表的生命美学这三大美学构想而言，只有以潘知常为代表的生命美学的构想，才真正与中、西方美学实践以及当代审美实践一脉相承、相得益彰。至于认识美学、实践美学，则无论从中、西审美实践来看，还是从当代审美实践来看，应该说都彼此格格不入。因此，其理论构想堪称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一位老教授说，如此推理的话，结论就是唯有生命美学一个派别可以成立；而生命美学又只有潘知常一人为代表，下一个结论就是：20世纪中国只有潘知常一人是真正的美学家。

　　这篇文章震动了南大中文系。中文系专门为此进行调查，发现文章的作者曾为潘知常的学生，当时在南京师范大学读博士。但这位作者向中文系提供的原稿却与发表的文稿有很大区别――上段文字即为原文中所无。

　　《光明日报》也向中文系证实，文稿是由潘知常本人提供的。

　　而且，《光明日报》在最后刊发前，已经对文中“一些语句”进行了删节。

　　董健等教授再次震怒，系学位委员会也再次否决了潘的博导申请。中文系因此承受了来自各方面的压力。

　　当时的系主任赵宪章向《中国新闻周刊》回忆道：“中文系投票结果是0票同意。但系学位委员会只是分会，校学位委员会又把他的问题提出来。据我所知，与分会没有沟通，校方将分会全票否定的人重新提上来，在南大的历史上是史无前例的。我听说，在校一级的评议会上，已故的(中文系)叶子铭老师遭到一些很不客气的批评，批评说对年轻人就放一把吧。”

　　“当时，说情的也有，声讨的也有。潘在学校里造的舆论是，中文系的老教授压制年轻人。”一位当年的中文系教师这样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最后的结果是，潘知常的博导申请依然被否决，虽然票数很接近通过。

　　“美学大师”事件之后，潘知常成了中文系的关注点。好几位老师回忆起当时的情况，都说希望他调走算了。一位当时的系领导解释，除非是教师犯了错误，从来没有解聘或者期满后不续聘的。 “对于大学教师而言，进来的渠道是通的，出去的渠道基本没有。由于学风不正，被大学开除的，全国有几个？”这位前任领导说。

　　潘知常曾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当时中山大学和厦门大学都请他去，而且是当新闻系的系主任，但他没都有去，为了留下恢复清白。

　　出走新闻系

　　2001年底，潘知常调任新闻学系（后升格为新闻学院）。调任之后，他的博导问题很快解决了。由于新闻学院一直没有评上博士点，潘知常挂在社会学系担任博导，方向为传播学。

　　一位知情人向《中国新闻周刊》透露说，当时新闻系不是没有考虑到潘知常的学风有争议，但是着眼点是新闻学系的发展。“新闻系是整个南大文科中惟一没有博士点的系科，只有三个教授。系要发展，成为学院，还要申请博士点，这就需要足够数量的教授。”

　　这位知情人说，尽管南大在全国排名很靠前，文科的教授博导还是很少，于是教授成了一种稀缺资源，对于学科建设、申请博士点都非常有利。教授，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学科建设的砝码，开除这些教授就是减弱自己的力量，和外校竞争的时候就处于下风。

　　而在高校之间，博士点的确立与否，直接关系到系和学院在“圈子”里的排名。尤其进入21世纪，高校科研经费呈指数级膨胀，以博士点和各级“教育基地”为依据的排名，对于经费的竞争几乎起决定性作用。

　　潘知常刚到新闻系时，全国新闻传播领域只有人大、复旦、北广和武大拥有博士点。如果当时南大新闻系“申博”成功，就能在全国各个高校的新闻传播领域排名第五。

　　不过，时至今日，全国新闻传播专业的博士点已有17个，南大新闻系虽然已经扩建为新闻学院，但在博士点方面还榜上无名。

　　已经有大量评论认为，大学体制是目前中国计划经济体制最后的堡垒，远落后于整个社会经济体制改革的步伐。在职称晋升上，“五年计划”的节奏感体现得非常明显：一个讲师到副教授需要5年，副教授到教授又是5年。无论学术成果多少，打破这一节奏都被称之为“破格”。满足年限要求的同时，还有对大学教师每年在核心期刊上发表论文数量的要求。

　　记者得到了上海某高校对副教授以下工作量的《计算方法》。此《计算方法》非常复杂，几乎将所有的科研成果和教学活动，包括得到的科研经费都折合为公式中的变量，以此对教师进行考核。每年年底所有教师填写完毕之后，可以直接计算出自己的经济收入。

　　比如，为本科生上课，每10节算为教分1.0，而为硕士和博士生上课，每10节分别计算教分1.4和1.6。从中也许可以部分解释，为什么愿意给本科生上课的教授越来越少。

　　“总的说来，知识分子的生存压力很大，想要取得自己的成就，必须多出活，早出活，拿到自己的声名和利益。职称这个东西和很多实际的权利、待遇都挂钩。比如我们到北京开学术研讨会，教授可以坐飞机，讲师就要特批了才能报销机票。这就可以解释为什么大家要削尖了脑袋往教授里面钻。”一位南大新闻学院教师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你是讲师，那么无论你什么年龄，就算你天分再高将来会成为大师，现在你也是没用的，因为现在评定博士点你派不上用场。讲师也没法为学校争重点学科重点基地。而教授，肯定是学科发展中的重要棋子。所以哪怕犯了错误，也要尽量保护。”这位南大教师说。

　　也就是说，为了与无休止的“评定”博弈，大学教师和学校成为利益共同体，教师的职称是博弈的砝码，学术腐败并不会锈蚀砝码的权重。

　　学术成果：抄与被抄

　　虽然刚由中文系转到新闻学系，专业也刚由美学转为传播学，潘知常已是新闻学系内惟一的传播学博导。潘知常在南大的这个领域中成了无可争议的学科带头人。

　　潘知常的确为新闻学院的发展做了贡献。

　　2002年12月，潘知常主编的《传播批判理论》出版。此书是“新闻传播学前沿丛书”之一，该系列一共8本。很快到了2003年，该系列丛书成为新闻学院“申博”的重要科研成果之一。

　　时至今日，《传媒批判理论》还是南大新闻学院的同名课程的教材。

　　也是在2003年，出版仅几个月的《传媒批判理论》便被指认有抄袭行为。此书第八章和前一年出版的译著《后现代转向》中，数段文字完全一致。和《反美学》引起的争议相似，此书最后的参考书目中没有列出《后现代转向》。

　　经《中国新闻周刊》记者查证，《传媒批判理论》第八章涉嫌抄袭部分大约千字，为潘的2003级博士生庞非（化名）所做。事后，庞非在网上做了公开道歉。

　　庞非对《中国新闻周刊》解释说，自己参加编写了此书的三章内容，前两章都在截稿前几个月完成。后来有人临时退出，他不得不接受了第八章的任务：“我记得只给了我两个星期的时间，交两万多字，实在太紧。而前两章我都写了几个月。”

　　当时，庞非正在报考潘知常的博士，面对如此紧张交稿的要求，“无法拒绝”。

　　“略同”风波起后，根据网上发布的材料，除了庞非的第八章，《传媒批判理论》中至少还有两个章节存在疑点。

　　《国际新闻界》（2000年第4期）上发表了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教师陈阳的论文《符号学方法在大众传播中的应用》：

　　符号学受到的第一个批评是它的研究成果不能受到科学的客观检验，既不能证实也不能证伪，这也是包括符号学在内的质化研究常受到量化方法批评的原因。符号学方法对量化研究也有批评：量化研究只能向我们提供数据，却不能说明数据间的联系是什么、数据的内涵是什么，比如，“同意”某选项的受众到底认同了什么，就有赖于符号学深入分析。

　　第二个批评是符号学式解读的任意性，无限扩大的解读会把不合理的内容强加进符号学分析之下。由于符号学方法是由研究者个人操作的，因此不可避免符号选择的任意性，脱离符号产生的社会环境，生硬地把西方理论联系实际分析框架照搬照用……

　　第三个批评认为研究者越俎代庖，符号学以偏概全。符号学式的解读是基于研究者自己的立场进行的，往往会忽略受众的认知和观点，换言之，研究者怎么知道自己的观点就是受众的观点呢?不同的人对同一现象有不同的看法，这正是复杂的社会生活，如果以研究者个人的理解作为所有受众的理解，就是犯了简单化的错误……突破其局限的解决之道就在于多种研究方法配合使用……两种方法配合使用，各有各的层次和领域，互相补充，这也是其他传播研究的绝好方法。

　　《传媒批判理论》出版于2002年底。书中第五章，第255页，有如下段落（该章节作者郑丽（化名）也是潘的一名研究生）：

　　结构主义-符号学分析的优势在于文本分析或者受众解读。而其受到的主要批评也在于此。因为，符号学方法是由研究者个人操作的，它的研究成果不能受到科学的客观检验，既不能证实也不能证伪。因此，结构主义-符号学受到的第一个批评是符号学解读的任意性和唯心性。第二个批评是，它们的分析脱离符号产生的社会环境，生硬地照搬理论框架；第三个批评则认为研究者有越俎代庖之嫌，符号学解读是基于研究者自己的认知进行的，往往忽视受众的立场和观点，换言之，研究者怎么知道自己的观点就是受众的观点呢？不同的人对同一现象有不同的看法，如果研究者以自己的理解作为受众的理解，就是犯了简单化的错误。

　　所以，对于结构主义－符号学不能认为它是完美的，突破其局限的解决办法只能在于：多种研究方法的配合。

　　后面这些文字还出现在潘知常的论文《批判的视境：传媒作为世界――西方传媒批判理论的四个世界》中，以及在2004年5月的《东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上，题为《结构主义－符号学的阐释：传媒作为文本世界》，该文的结尾文字与上述一模一样。此文的署名为“潘知常”、“林玮”（潘的夫人，南大新闻学院副教授）和郑丽。

　　潘知常曾在他的博客上辩解，《批判的视境》为其讲义，只贴在了教学平台上，从来没有公开发表。但此说马上被网友“揭发”，《批判的视境》曾拆散之后分投于传播界核心期刊，上述由潘氏夫妇和研究生合作的论文即为其一。

　　“策划”潘知常

　　2月26日前后，有关潘知常学风争议的帖子被转入南京大学的校园网“小百合”。当天下午即被顶上“小百合十大”。

　　除了潘知常的研究生，采访所及的南大文科学生们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对潘知常的学风争议素有耳闻。但由于从未看到结论性意见，传闻出现了各种版本，莫衷一是。

　　根据目前中国大学的制度，校学术委员会是对教师和学生的学风问题进行鉴定、仲裁的最高机构，由各系科抽调知名教授组成。

　　南大社科处处长王明生对《中国新闻周刊》说，在有人举报（往往还必须是实名）的情况下，学术委员会才会展开调查，并做出结论。这位负责人承认，曾在校园网络，或从其他来源中知道，潘知常的学风存在争议。不过由于没有人举报，学术委员会就没有过问。

　　另一方面，潘知常在南大十余年一直是明星教师，讲课极受欢迎。“旁征博引”是许多学生提到他时都会用的形容词。据说整个南大，文科学生中没有不知道潘知常的。而且，他是少有的、愿意为本科生上课的名教授。

　　“潘老师口才极好，记忆力也是第一流的。他的擅长是从一点出发，发散出去。大量概念的提出，会让你眼前一亮。上他的课，时间总是过得很快。尤其对于刚进大学的学生来说，潘知常太不一样了。”一位学生对《中国新闻周刊》这样形容潘。

　　在新闻传播学院，也有教师对《中国新闻周刊》言之凿凿：“论学术能力，老潘肯定是名列前茅的。”

　　有学生说，这么博学的一个老师，应该没有必要去剽窃，学生之间也讨论过，潘知常真的会去抄袭吗？比较主流的意见是：管他呢，现在学术界这么腐败，他不抄别人也抄。那些抄得更厉害的呢，又有几个受到过惩罚？

　　学生们说，大学里经常有照本宣科读死书的教授，用的还是20年前的讲义，相比潘知常还差得远。潘知常会用自己参与的社会事务，告诉学生怎么样做好一个策划。

　　一位曾经和潘长期合作的学生告诉记者，他们进行的策划，往往是为地方政府或社会单位进行公关宣传而做的计划。此类项目往往由学者研究后提出概念，列出详细可行的策划案，交给对方自己去落实执行。

　　一名学生介绍说，潘曾经担任总策划的一个项目，是连云港市某区搞生态旅游，邀请他筹划如何包装进行社会公关。潘在自己的学生中选择了几人，让大家到旅游区去免费游玩几天，只要求他们指出，最吸引自己的点是什么。潘据此进行梳理，列出可以包装为“生态旅游”的景点。

　　一位学生对《中国新闻周刊》记者说，潘除了经常请大家吃饭，报销一些车票以外，他们全都是义务劳动。至于潘从此中的受益，她透露至少是五位数。学生们从中得到的收获，是打开了视角，知道怎样做一个策划。而这些，在课堂里肯定学不到。

　　学生们说，潘知常永远很忙，做项目，讲学，飞来飞去，报纸电视上出镜率颇高。在新闻学院，无论是校内由国家经费支付的科研项目，还是校外的社会资金（往往也来自财政）向专家要求的点子，潘都是项目最多的老师之一。所以，潘知常也是学院里最富的教授之一。

　　学生非常遗憾的是，此类项目往往在纸面上做完了也就结束，很少能付诸现实。

　　谁没有罪？

　　身兼教学、科研和社会事务，潘知常的精力怎么能胜任？潘的几位学生说他们也有这样的疑惑。据说，潘非常勤奋，往往半夜3点以后才睡，早上6点就起来。

　　时至今日，面对网上的揭发材料，潘的弟子们仍然认为，属于“失察”居多，“恶意剽窃”的少――看看潘知常的日程表就会明白，他分身乏术。

　　另一位老南大人也对《中国新闻周刊》说，潘是个悲剧，有他错不可赦的一面，但是那些在暗处的人也不见得高尚：“当年潘知常年纪轻轻，一个外来副教授到中文系，董健分了教授的两室一厅房子给他。那些还住在筒子楼里的教授、副教授会怎么想？之后又会怎么做？老潘为什么不停地动用自我炒作、政治攻势这些办法？难道都是他一个人的罪过吗？”

　　潘的弟子中，庞非现在是最为消极的。他对《中国新闻周刊》说，由于被揭露的抄袭事件，他的学术梦已经完全破灭：“不是我为自己辩解，相对于现在整个学术大环境，那点事真不算什么。可命运就是跟我们开了一个大玩笑。”

　　庞非现在是一个虔诚的基督徒。他用《圣经》中基督和妓女的故事对《中国新闻周刊》说：“那些快意恩仇的，我就想说一句话，‘你们中间谁没有罪的，拿第一块石头打她吧’。” ★

　　近年来发生在高校的论文作弊案

　　王铭铭剽窃案

　　2002年1月10日，上海的《社会科学报》刊登了《北大博导剽窃，叫人如何不失望》一文，文章直指王铭铭于1998年出版的《想象的异邦》一书涉嫌剽窃。后来北大的调查显示，在王铭铭所著此书中有约10万字的内容与美国人类学家哈维兰的《当代人类学》（中译本）一模一样。

　　处理：北大撤销了王铭铭包括北大民俗学研究中心主任、北大社会学系学术委员会委员、北大人类学教研室主任在内的全部学术职务。

　　黄宗英剽窃案

　　2004 1月2日，学术批评网上登出一个帖子《一部不折不扣的抄袭之作――评北京大学英文系副教授黄宗英先生著〈艾略特――不灭的诗魂〉》。认为该书大量剽窃英国作家彼得?阿克罗伊德所著《艾略特传》。北大外语学院学术小组调查后认为：根据《美国语文学会研究论文写作指南》对剽窃行为的定义，黄宗英的《艾》书剽窃部分占到全书的74％。

　　处理：北大外语学院认为黄的抄袭行为严重，黄宗英被院方正式解聘。

　　胡兴荣抄袭案

　　2005年12月14日，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博士生张志安在网上发表了《学术打假：〈中国传媒业呼唤权威型经理人〉一文是否存在严重抄袭？》的文章，指出汕头大学长江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胡兴荣发表在香港《中国传媒报告》2004年第2期的文章《中国传媒业呼唤权威型经理人》一文“严重抄袭”了自己的《传媒职业经理人初探》一文。

　　因被原作者指责严重抄袭，胡兴荣在“中华传媒网”上发布了向张志安道歉的帖子，汕头大学长江新闻与传播学院接受了教授胡兴荣主动提出的辞职请求。

　　沈履伟剽窃案

　　2005年11月17日，天津外国语学院副教授沈履伟《求是集》涉嫌剽窃河南大学周宝珠教授1982年在《宋史研究论文集》中发表的《略论吕惠卿》论文一案在天津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三庭再次开庭。法庭向原告和被告代理人出示了司法鉴定书，认定涉嫌剽窃文章《吕惠卿论》原始书稿上的四字标题是沈履伟亲笔所写。此前，周认为自己的论文被沈改题为《吕》文，并在内文一字不改的情况下收录入沈履伟2003年出版的个人论文集《求是集》中。

　　处理：天津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作出判决，沈履伟属学术剽窃，天津外国语学院解除沈履伟的教授职务，并给予其记大过处分。

　　近来发生在高校中的论文作弊或是抄袭案件不少，这里列出的，仅是部分已做了结论或处理的案件。

　　“学风建设委员会”绝非摆设

　　――访教育部社会科学司副司长袁振国

　　★ 本刊记者/黄艾禾 ☆/韩旭

　　学界的学风问题成为媒体近来议论的一个热点。3月7日，教育部社科司副司长袁振国就此问题接受本刊记者专访。袁振国表示：“针对学界出现的诸多学风问题，教育部筹备了诸多时日的‘学风建设委员会’即将正式成立。”

　　中国新闻周刊：教育部在2月透露正酝酿成立“学风建设委员会”等机构，以有效治理高校出现的“学术抄袭”和“学术造假”问题。这是针对现在媒体报道比较多的学术腐败问题的一种措施吗？

　　袁振国：学风不正，学术不端的情况确实是存在的，或者可以说是一种学术“失范”。这里的原因比较复杂。教育部历来对此问题非常重视。2004年教育部成立了有99位学者组成的“社会科学委员会”，在该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后，公布了《高等学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学术规范（试行）》，被称为“中国第一部学术宪法”。

　　但是《规范》的公布还只是学风建设的一个重要步骤，还要采取具体措施予以落实。比如出现了不遵守学术规范的情况，怎么处理？

　　从目前的情况来看，不遵守规范有两种情况，一种是对学术规范了解不够，意识不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这就要加大教育和宣传的力度；另一种情况是明知故犯。不肯做艰苦的工作，投机取巧，严重的甚至捏造事实，编造数据。这种情况光靠讲道理已经解决不了，就要采取一些措施。

　　要有对学术不端行为的惩处办法，以及相应的评审制度和监督制度。这就需要有专人出来做这个事情。如果由行政部门来做的话，有很多方面会不太好操作。

　　我们一直鼓励各学校根据自己的情况来制定相应的规章制度，但是光有学校还是不够的，还需要有一个指导性机构来协调这些问题。这就是酝酿成立“学风建设委员会”的初衷。

　　中国新闻周刊：具体来说，“学风建设委员会”的主要职能是什么？

　　袁振国：委员会有四项主要工作：一是根据国家和教育部有关文件精神，拟定惩处学术不端的行为准则与制度细则；二是总结高校学风建设的经验，树立正面典型；三是针对学术不端行为，选择典型事例，通过组织调研，专家鉴定，召开听证会等方法，提出研究咨询意见或建议，也就是抓反面的典型；四是受教育部社科委委托完成其他相关工作。

　　中国新闻周刊：这个委员会有多大的权力？

　　袁振国：这个委员会对于事实裁定没有法律的权力，它实际上是一种学术自律、道德自律的组织。但在国际上这种行业协会是有很高的威望的。比如说律师委员会，它可以裁定取消律师资格，权威性很高；学风建设委员会可以发表声明，表明自己的观点或立场。如果谁的学术成果被认定为剽窃或造假的话，我想他就很难在学校呆下去了。学风建设委员会通过它的工作树立起威望。从这个角度说，它绝不是一个摆设。

　　中国新闻周刊：什么样的人能成为学风建设委员会的成员？他们是以怎样的方式产生出来？

　　袁振国：对委员会成员的要求有四条：具有良好的政治素质和理论修养；熟悉国家相关的方针政策；具有较高的学术造诣；为人正派并且热心于学风建设工作。

　　现在的人选基本是由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和各高校来推荐，预计将来会由25人组成，争取尽快成立。委员会所有的人都是兼职，这25个人会经常研究讨论问题，真正工作起来后肯定要发动和借用各学校的力量。到那时会根据情况，组成各种临时的工作小组。

　　这项工作，其实是一项很繁琐、公益性的甚至是得罪人的工作。

　　中国新闻周刊：如果是出现了有某所高校被指有学风不端的问题，这个委员会会怎么工作呢？

　　袁振国：这里有两种情况，一种是受某个部门比如某个学校的委托，由学风建设委员会来调查；还有一个就是有些时候学校不愿意把问题暴露出来，但学风建设委员会认为有必要介入，这时学风建设委员会受教育部或者社科委的委托来调查这些事情。

　　调查完后会做出一个判断，也会有一个建议，但是这个判断或建议没有法律效应。所以它的威信是通过它工作的水平、公正性树立起来的。

　　中国新闻周刊：现在有专家指出，目前高校对研究生学习期间和教师评职称的论文数量要求，也在客观上促成了论文造假或学术腐败的产生，教育部对这方面有什么考虑吗？

　　袁振国：据我所知，教育部并没有文件规定过研究生学习期间要发表多少篇论文，这是各学校根据自己的培养目标和对学术能力检测的理解规定的。学校对在这方面的要求一般也是公开的。考生在报考这些学校的时候可以做些了解，进行选择。这样的要求可以讨论，但把这样的要求作为学术造假、学术不端的理由，显然是站不住脚的。 ★

责编：刘子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