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南方新闻网
金融海啸延缓“富二代”接班
金融危机令“富二代”们向父辈交出企业决策权,也令他们更加坚韧、更具危机意识
“我的父亲和比尔?盖茨同年同月同日生!”缪新颖手里玩转着一个酒瓶,酷酷地对本报记者称。
这是11月29日晚上10点多,在广东江门的一间大型酒吧里。舞台上主持人正邀请观众到台上做一个互动游戏。温州小伙缪新颖想冲上去,结果被他的朋友陈天红、叶凡等人抢了先。
从外表上来看,他们显然是“80后”的都市男女,周末到酒吧放松心情。不过,他们还有另一个身份――“富二代”――都在父亲创建的企业中担任要职,都是呼之欲出的新掌门人。
这一晚,这间酒吧里的“富二代”代表超过40位;他们聊到零点过后,非常不情愿地离开了。
因为,次日早上等着他们的,是一场名为“金融海啸中的民企转型之道:长三角对话珠三角”的论坛。
危机释兵权
第二天的早上,站在记者面前的,还是同样一帮人――三十来位长三角地区的“富二代”,十来位珠三角地区的“富二代”。但他们的着装显然正式了许多,虽然相互之间都已熟悉,这一论坛可以说是朋友间的交流,但他们仍然正襟危坐,甚为“认真”。
除着装外,“认真”的另一处细节表现是,好些人都做了“功课”,以便发言时做到言简意赅、直击要害。
缪新颖就是其中一位。他是温州新丰集团董事长缪存良的儿子兼助理,今年25岁;缪家做的是装饰材料,在温州和广东都有工厂,缪新颖与父亲“分而治之”,自己负责温州的3家公司,父亲负责广东的1家公司。
这样的“分工”,父亲显然有意在历练儿子,缪新颖知道父亲的良苦用心,所以自从前年从加拿大留学回来进入父亲的公司,一直干得很努力。
未曾料到的是,今年的“金融海啸”,来得如此凶猛。尽管缪家企业以内销为主,但仍然受到了冲击,11月份的销售额比上一月下滑了25%。
这使得缪父很受触动,之前有意退居“幕后”的他,恢复了忙碌,紧锣密鼓地开会,研究、部署应对之策――11月份的会议不下五次,12月1日下午,缪家召开了又一次小范围的“家庭会议”。
“我们家里很民主,我跟父亲是很好的朋友。”缪新颖说。不过,他承认,金融啸发生后,他更多是以父亲的“智囊团”成员的身份参加决策讨论,一些应急方案的拍板,资金调度等,仍是父亲亲自掌舵。
比缪新颖还要惆怅一些的,是和他同岁的温州老乡陈曦。陈曦是温州知名鞋企东艺鞋业掌门人陈国荣之子,他大学毕业后,并没有进入父亲的公司,是选择到上海创业,成立上海维泰利德贸易公司,做起贸易商来;他还曾大胆进行证券投资,一度成为浙江东日的第三大股东和神马实业的第三大流通股东。
然而,两年后,他的贸易公司最后落得被父亲“吞并”的宿命。陈国荣显然是出于资源整合、“抱团过冬”的考虑。
陈曦后来意识到了这个“冬天”的残酷:“我一直在想,危机可能并未过去,未来两到三年环境可能会更坏。”他用一种超出他年龄的深沉,对南方周末记者诉说着他的忧虑。
难得的契机
“逆运不就是性格的试金石吗?”19世纪法国作家巴尔扎克说。这句话用在当下金融海啸中中国的“富二代”身上,再合适不过了。
以“80后”为主体的的“富二代”们,对权力的迷恋并不像他们上一代人一样,他们更在乎的是自己的个性能否得到最彻底、最直接的释放。所以,缪新颖和陈曦们,并没有因为“兵权”被削弱而萌生过多的不快,反而在思考危局下暗藏的机会和变革的可能性。“我在找时机,最近几年可能要投资银行等金融领域,到时候我就可以大显身手了。”缪新颖说。
陈天红注重的则是利用危机,蛰伏下来,注重品牌的打磨。27岁的陈天红,是号称“江南最大私家园林”――苏州静思园的总经理,其父陈金根任董事长。尽管受金融危机冲击较小,但乡镇企业出身的陈金根,仍对未来的不确定性心存疑虑,不过这倒是给了思想开放的陈天红很大的空间和舞台。“我父亲是啃骨头型的;我现在换了个思路,做长线。”陈天红对南方周末记者说。她最近正在上海重金招聘一个核心团队,“完全是我自己招的人,我父亲只是来上海的时候大致了解下情况,除非是公司高层人选,他很少插手。”
陈天红言语中充满自信。她和她父亲的“差异”,其实也折射出当下“富二代”接班的一个特征:尽管金融危机有可能推缓了他们的接班时机,但一旦有一天企业的接力棒真正传到了他们手中,他们会比预料中更坚忍,更有主见,也更具危机意识。
林昌盛也属于这个群体中的一员。他是顺德伟雄集团掌门人林伟雄之子,负责伟雄集团旗下一家子公司;伟雄集团总经理由他的姐姐林超群担任。“我父亲是老思想,不想得罪人,在向客户索要货款时习惯妥协,这一点跟我们这一代人有所不同。我的想法是,关系要搞好,同时也得明确还款计划;他一开始坚持己见,后来也偶尔接纳我的策略了。”林昌盛对南方周末记者称。
叶凡甚至有点“嘲笑”父亲叶祥尧――一大把年纪了才经历难得一遇的全球金融危机。叶家父子执掌着长城电器集团,清瘦的叶凡今年只有25岁,名片上印的头衔是“长城电器集团总裁助理”,就是这位年轻的“助理”,说服父亲及早裁员,暂缓扩张步伐。
“我觉得裁员并不丢人,反倒是光荣的事。”叶凡说,“我爸起初有些固执。而我觉得,这轮危机的‘底儿’带有很大的随机性,因为市场的情绪很难掌控。”
未竟的课程
尽管他们中间有人以“我不是什么企业家,充其量只是一个小老板”来回应外界冠以他们的称谓,但毫无疑问,“富二代”群体,正向历史的前台走来。这一群体的主体,已从之前民间耳熟能详的诸如娃哈哈掌门人宗庆后之女宗馥莉、碧桂园掌门人杨国强之女杨惠妍,扩展到了整个中国企业界,以长三角与珠三角为甚。
11月30日,数十位“富二代”就金融危机下的契机与变革聊得不亦乐乎,然而,他们谈及全是商业技能范畴,对于处理政商关系的心得,鲜有人提及。
“这个问题我不知道怎么回答。”当记者与叶凡聊起最近的“黄光裕事件”时,他显得有些无所适从。
同样,对于最近坊间热议的“4万亿投资计划”话题,更多的“富二代”们没有表现出太大的兴趣,其中一位后来甚为坦诚地告诉南方周末记者,自己虽然很自信,也已坐到了公司新掌门人的宝座上,但感觉到现在民企的外部环境并不乐观,也变得更为复杂,“未来几年内可能仍然是借助父亲的资源和关系做事,与政府打交道是我父亲的长项”。
惟一愿意与南方周末记者分享政商关系之道的是瞿军晖。他是1981年生人,现在是浙江、海南、广东几个地产和酒店项目的负责人,最近在中山筹划一个大型项目,初期投资为5亿元。乍一听,这又是一位家业坚实的“少主”,后来记者才了解到,他是当日同行者中的“特例”――父亲是湖北农民,自己并非“富二代”。
瞿军晖显得很老练,他说他35岁之前一定退休。而对于与政府与银行打交道的心得,“要善于变通,但绝不行贿,我可不想后来几十年光景在(监狱)里面蹲着。”瞿军晖说。然而,对于他的“变通”,在场的他的同龄人却很少能揣摩出所以然来。
这似乎是当天“富二代”们暴露出来的“最大欠缺”;也是他们称瞿军晖为“老瞿”的一个重要原因。
当然,他们无一不在“补习”这一课程。不过,一个细微的对比的是,长三角的“富二代”们心态更开放些,他们比他们的父辈更善于交流,很多时候并不遮掩自己的不足。而珠三角的“富二代”们,他们继承了父辈们低调的风格,不太愿意敞开心扉。
南方周末记者想与当天的珠三角“富二代”的代表、东莞名冠集团的“少主”莫冠鹏聊一下金融危机下莫家企业的应对策略,以及政商关系之道时,莫冠鹏的第一反应是――我得请示一下我父亲。
在请教了他的父亲――在今年的胡润百富榜上坐拥35亿元财富的名冠集团掌门人莫志明后,他对记者的答复是:“您知道我们东莞企业家的风格,只做不说,所以不方便接受您的采访了。”
“两大区域‘富二代’群体并不是没有共同点;和他们的父辈相比,他们的知识结构与背景、管理技能、国际化视野及社会责任感均有了长足的进步,他们不再是单纯地要接班,而是尝试通过商业模式甚至处世方式的变革将父辈的事业做强做大。”陈雪频说。
陈雪频是“‘接力中国’青年精英协会”的秘书长,策划组织了这位长三角和珠三角“富二代”的交流活动。
在他看来,如今的金融危机,能让现在的“富二代”们的翅膀变得坚硬,但离真正“飞起来”,尚需时日。(南方周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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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编:金文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