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深知人民币增值对改善我们国际收支不平衡的必要性，但中国政府并没有屈服于内外的压力，在一开始就迅速大幅度调整汇率或在当前流动性危机渗透到实体经济的严峻时刻还继续单边升值，而是和前期出口退税强化政策一起，又迅速开始向下调整人民币汇率水平。其最根本的理由是：发展中国家汇率制度的选择及其调整，并不只是为了解决国际收支的失衡问题，在中国，政府至少要关注两个对经济可持续发展格外重要的指标：经济增长与维持物价稳定。
一般来说，这两大目标实际上很难兼顾，尤其中国目前对外经济依存度很高，汇率调整的“艺术性”不强，就会凸现这两大目标之间的冲突。比如，人民币迅速增值，虽然能够挤出靠恶性价格竞争的劣质企业，也能缓解资本的大量流入，但可能会影响在华外商直接投资的水平，影响中国经济增长的一大支柱――出口产业。如果一味坚持汇率稳定，贸易摩擦的成本加大，流动性过剩的压力会提升，从中长期来看，为救市而投入的过多流动性和国际收支的顺差还会对物价稳定构成威胁。因此，政府就是在努力平衡这两大目标，从这个意义上讲，汇率制度和汇率水平的调整在短期内不一定是直接盯住国际收支的平衡，更重要的是要让上述两大政策目标“兼顾”的成本降至最低限度。
今天，我们不得不承认，由于世界经济增长速度放慢，各国的企业倒闭、劳动失业等问题正日益显现且变得越来越严峻，贸易和汇率上的“自我保护”，有可能会演变成各国之间“过度价格竞争”的态势，这对不断推进的经济全球化和金融全球化将产生不可低估的负面冲击。对中国政府的汇改节奏控制，尤其会带来更加意想不到的“遏制作用”。
基于以上的事实，笔者认为：要彻底摆脱各国“对外价格竞争”博弈对我国经济的负面影响，中国政府首先还是要不断加大力度改善民生，刺激消费，以及促进产业结构的调整和优化收入再分配的政策，以提高我国内需水平和全社会抵御汇率政策变动所可能带来的负面冲击的能力。比如，对龙头产业和新兴产业在促使其向高附加价值产业链转移的同时，要对其环境成本、研发成本、人力成本给予必要、适度的“援助”(有力的减税和财政补贴政策等)。
同时，要对产业结构转变所释放的失业人群给予妥善安排，并尽快创造更多更好的就业机会，消化就业市场不断上升的压力(比如，农村城市化和工业化所带来的就业机会等)。而且，只有这样，才能真正提高中国消费者的购买力，才能扩大可持续的内需水平，才能保持至关重要的社会和谐。否则，目前外需的急速和大幅的收缩，会让政府今后付出更大的管理代价。
另一方面，这场危机让我们深刻地意识到：外汇资产的运作方式和结构优化变得越来越重要。固然主权基金的海外运作和外汇储备的资产结构优化必不可少，但是操作成本受到外部“警戒心”的强化和当前国际金融市场的过度反应而变得越来越大。所以，政府在这轮联合救市的过程中，在不断强化自己在国际政治舞台上“话语权”的基础上，应该要加强我国稀缺资源和技术产品的进口，建立必要的战略储备和促进自身产业的升级，同时要为民间企业的海外资产运作提供制度上的方便和信息利用上的便利。
再者，政府更要投入必要的人力资本，进一步吸引一批有所建树的海外人才，提高我国整体海外市场运作的质量。
最后，从宏观层面上，管理层要十分清醒，不能过度过多地调整人民币价格，否则，不仅会引起更多来自各方面的国际摩擦而影响我们正常的出口，而且，企业控制汇率风险的努力也会松懈下来。为此，短期内中国政府可以加强有效的资本管理(虽然成本越来越大)，以防大规模资本移动对我国汇率水平产生的波动压力。否则，人民币汇改的节奏可能因此出现失控。有不少企业和机构最近产生的不可小视的汇兑损失，就是一个最迫切需要应对的危机预警信号！(作者系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金融学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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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编：金文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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